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3)

监管的前提下，正规市场的进入门槛应该尽量降低，让一些想固定下来的游商能够进入。

(4)对流动摊贩进行管理的最大困难在于其流动性。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多种方法降低其流动性，将其引导到相对固定的地点进行经营。例如小区门前的空地、市场周边、不影响交通的街角等。”只要地点相对固定，垃圾处理、污水横流等问题就可以得到妥善解决，而且更容易自我组织起来，进行自治管理。

(5)对于城市流动摊贩最好采取区域管理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以社区为单位，让小区居民投票决定流动摊贩的去留、经营种类、经营地点、经营时间等问题。“小区居民最了解自己的生活需要，所以他们也应该最能把握好管理流动摊贩的?度?。”

(6)对于流动摊贩问题，政府以前采取的办法是“一刀切”，试图通过简单化的“抄东西”、“踹摊子”等粗暴执法方式来解决问题。可是实践证明，这些方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了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城市管理是一个系统性、社会性课题，应该采取适度管理、疏堵结合的方法。仅靠城管部门一纸拆除令、几场取缔行动、几声罚款吆喝，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7)如何采用合理的方式去“教育”违法摆摊者呢？中宜教育的戴老师认为城市管理者首先要认识到小商小贩也是城市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城市对他们的态度应该更加宽容。要加大福利保障，使低收入阶层在不“违章摆卖”的前提下依然生活有“着落”；要加大对失业者的在职培训，使“无业者”有“职业”，而且是有比“违章摆卖”更好的“职业”，“人往高出走”，有更好的出路，没有会留恋“违章摆卖”的日子；要“禁”“限”结合，城市管理者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及“合适的地点”放开管制，让其在政府的指导下由“违章摆卖”变为“合法摆卖”。当然，除此之外，社会和舆论也要“宽容”看待城管的“执法难”，要理解城管的工作，同时又监督和督促城管工作方式的“合理”转变。其实更多时候，只需要相关的的各方彼此都“多一分宽容”，我们北京市的城市摊贩管理问题就一定能“和谐”解决。 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土地换社保 社会问题的背景】

(1)从2010年8月15日开始，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市范围内正式施行。重庆此次大手笔推出的两年300万、十年1000万的农民进城计划，将成为几十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规模最大、配套制度设计最完善、影响最深的一次实践。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形象地比喻：在这次户籍改革中，进城农民将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同时脱掉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三件衣服\。脱掉的这三件衣服核心是\土地\，土地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2)据了解，从2010年8月1日开始，重庆市公安局807个派出所就已经设置专门窗口或平台，开始受理转户口的申请。目前已经有一万多人拿到了城镇户口。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亮点是简化了\农转非\的条件，务工经商3年以上，可以转户口；在城里买了房子，可以转户口；投资兴办实业，年纳税达到一定数额，也可以转户口；对于乡镇户籍准入条件则全面放开，在自愿的基础上，鼓励农村居民到乡镇聚居区居住。看上去，重庆市已经完全打开了城镇之门。那么哪些农民将选择离开土地，成为城里人呢？调查发现，重庆远近郊农民存在很大差异。

对近郊农民而言，一纸城市户口对近郊农民而言，诱惑实在有限。从重庆主城区开车不到半小时，就到了九龙坡区陶家镇，这里是重庆市第一个户籍改革试点。镇政府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早在2007年就有700名农民转为城镇户口。按照当时的政策，农民之前享有的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的各项权利不变。可即使这样，户籍改革仍没能在这个有着1万7千名农民的镇推行下去。

这位负责人算了一笔账，镇里50%的农民参与了土地流转，每户分到了2到3套120平米的楼房，一亩地一年能拿到一千元的租金，还可以在家门口的工业园区里上班，平均每户的年收入能达到2万；一旦土地被征用，可以享受每户三十万的赔偿。而这次重庆户籍改革明文要求，最多3年内，农民要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由政府有偿收回。

(3)按照《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农民转户进城后，允许转户农民最多3年继续保留宅基地、承包的使用权及收益权。按照字面意思理解，3年后，转户农民将不再拥有宅基地、承包的使用权及收益权。所以无论是近郊还是远郊，满足转户条件的重庆农民都在算一笔账，城镇户口能带来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诸多福利，能否值得自己放弃农村户口附带承包地、宅基地等财产。

(4)作为全国城乡统筹的试点城市之一，成都已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全覆盖。按照规定，被征地农民都可以办养老保险，政府给予20%左右的补贴。男性到60岁、女性到50岁，就可以每月领到近300元的养老金。此外，为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成都市还定期搞各种免费就业培训，以充分保证农转居居民的就业。

按照成都市政府的战略，农民向城镇集中主要分3种类型：在5个中心城区建设完全与城市接轨的农民新居工程；在郊区以重点镇为主推动农民向城镇集中，城镇新型社区工程构成重点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远山区，根据区情适度引导农民向新型农村社区集中居住。

成都市公安局户籍科李瑾表示，全市的人口按地域划分为3个圈层，逐步推行户改。

然而，为了形成土地的规模集中，成都户改的一个核心是鼓励农民放弃土地，向城区集中，这被外界认为是以土地换社保。

对此，当地一名政府官员却不认同这一看法，“实际上没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只是把一些闲置的土地进行了集中。”上述官员认为，“农转居”后，农民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补偿权、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和分配权等并不发生变化。农民自愿退出原农村宅基地进入城镇购买公寓房的，还可享受相邻区位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

但即便如此，并不是每一个农转居的农民进城后都能很好地生活，这其中关键性因素是受其从被征用的土地中获得租赁、入股等土地流转后收益多少的影响的。

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认为，真正要解决户口问题就必须剔除其背后附加的利益，只有实现真正的公共财政均等化，城市一体化才能跟上，否则如何户改都只是个伪命题。

【核心观点】

(1)地方政府以社保换农民土地，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平。户籍之所以具有一定价值，仅仅是因为，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府没有平等地向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因此，户籍的价值其实表示的是地方政府拖欠农民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债务。从这个角度看，负责任的地方政府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尽最大努力尽快偿还这笔欠账。

(2)对于“土地换社保”这一政策，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本届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换户籍、土地换社保”得到了土地，接纳了大量的失地农民，而后届政府无地可卖，却要承担对这些转为市民的农民的社会保障，等于替前届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失地农民的福利也将很难得到保障。

有关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恐怕应当对土地换户籍、换社保的热潮进行反思。城镇化过程，应当是农民境遇得到改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首先需要尊重农民的土地权利，其次应当把农民当成平等的公民，积极地向其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为其建立与城镇人口均等的社会保障。在此基础上，让农民自主处理自己的土地，决定是否及怎样流动。

(3)对于农民来说，由于无法自行出让土地，所谓的“土地增值收益”同样是“期货”，所谓“社会保障”也是“期货”。以“期货”换“期货”，赌赌运气，未尝不可。反过来，政府因为掌握着征地权，足以控制土地价值变现，集中越多的筹码，越是稳赚不赢。这种一方稳赚另一方前途叵测的交易却“积极性很高”，其实反映了现行土地制度对于农民利益的某种剥夺。现行土地制度对土地流转限制，以及将转变用途的权力唯一地赋予了政府，必然导致农民降低对土地价值的预期，而政府则因垄断而掌握了土地价值的定价权和分配权，这样，政府就可以用低廉的价格甚至是远期支票(如社会保障)来换取农民的土地，在我看来，这种因现行土地制度而带来的价值扭曲，而非报道中天花乱坠的各种城市福利，才是导致农民进城“积极性很高”的根本原因。

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金浩茶油事件 【社会问题的背景】

(1)2010年2月18日，湖南省质监局派出执法人员到金浩工厂抽样，24日检测结果发现26个样本中，9个存在苯并(a)芘超标，最严重的超过国家标准3倍。2010年8月中旬，境外有微博披露相关情况。金浩公司曾公开发表“辟谣”声明。后在媒体的不断追问下，金浩公司于2010年9月1日发表“致歉信”，承认事实真相。

(2)2010年8月下旬以来，金浩茶油被曝出苯并(a)芘超标，国内最大茶油生产企业——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受到公众强烈质疑，与金浩公司一起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还有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实际上，早在今年2月18日湖南质监局即已通过抽检，查出金浩茶油的9批次产品存在苯并(a)芘超标，却在长达半年之内未公之于众。一起看似简单的产品质量“个案”，演化成一场公众信任危机。人们想知道：为什么质监部门和企业掌握信息后不公布？

国家质检总局和湖南省质监局早在今年3月即获悉部分茶油企业抽查结果不合格的情况，企业也在内部自查中发现致癌物“苯并芘”严重超标。

据了解，2010年7月2日，湖南省质检局在长沙市东塘新东方大酒店，组织获证生产

加工企业技术负责人、检验人员，各市州局食品科科长及检测人员、相关专家等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讨论解决植物油产品苯并芘超标问题。金浩公司代表也在会上汇报了公司自查和难题攻克的研究结果。当时会上，有人提出要严格防止事件经由媒体公开。

湖南省质监局一位高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粮油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不公开问题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3)2010年8月中旬，金浩公司刚发布“辟谣”后，湖南省质监局在媒体上公布了33个批次茶油合格产品，其中就包括金浩茶油的产品合格信息。

有媒体询问：质监部门不公布金浩茶油苯并(a)芘超标，却反而公布了其产品合格的信息，这是不是帮助企业“捂盖子渡难关”？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甘跃华答复说：“这涉及信息公开权限的问题。按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质监部门可定期公开日常监控信息，包括企业行政许可、停产停业有关名录、查处非法行为等情况。但我们查处这个事情是国家质监局风险监控中心交办的任务。按食品安全法第82条规定，对上级交办的案件或食品安全信息，湖南省质监局没有信息公开的权限，必须由国家统一公开发布。”

“至于8月23日省质监局公布了包括金浩茶油在内的33个抽检样品合格，这属于质监部门“日常监控信息”。按规定必须定期发布。抽检是作不了假的，我们抽检的每个批次产品都有据可查。而且这次抽查金浩产品，它确实是合格的。”

(4)有媒体询问：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统一公开发布”相关信息？如果媒体没有曝光，这些信息就不公开发布了吗？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甘跃华答复说：“我们曾向上级专题汇报过相关情况。按照我们对食品安全法的理解，我们没有“统一公开发布”的权限。”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陈杰人认为：湖南省质监部门仍难逃“选择性”发布信息的嫌疑。实际上，最先是江苏省质监部门将发现金浩茶油产品存在苯并(a)芘超标的信息，转交给湖南质监部门，这应不算“上级交办的任务”。这说明，尽管有了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信息的及时公开还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制约，这里面有“打擦边球”的问题，也有部门内部规定等问题。

湖南省委党校王学杰认为：问题奶粉事件发生后，各界对食品安全都更加重视。政府应以此为突破口，专门针对食品安全建立一整套信息公开发布制度。比如什么样的信息必须公开，在多长时间内必须公开等，并建立相应的追责机制。

【核心观点】

(1)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金浩而在对某些地方政府的不信任，遮着捂着藏着替企业打掩护，根本性的站位错误。在经济指标压倒一切的思想指导下，某些地方政府已经不是一个服务性的政府，而是已化为“企业型政府”。如果再辅以追求“稳定”思想作祟，某些地方政

府更是忘记了自己的角色，完全和企业站在了一起。这是一种可怕的思想，这种思想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不干自己分内的事情，谈不上公平执法执政，而是倾向性选择性地执行，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举个例子，比如质检部门，你的工作就应该是检测，然后将检测结果如实告知，有违法违规的处罚，其他的显然属于越俎代庖的范畴。

(2)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地质监官员频出“雷人之语”。面对质疑，先是表示粮油问题不公开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后来又表示是因为“没有权限”。如果说“维护稳定”在这里已成了隐瞒真相、欺骗公众的遮羞布，所谓“稳定”只是深陷质量丑闻的企业利润的稳定，以及相关责任人官位的稳定，“没有权限”的说法则是连遮羞布也不要了，直接挑战公众的常识——难道堂堂质监部门，只剩下了替涉事企业“辟谣”的权限？

(3)事实上，食品安全堪忧，公众早已深恶痛绝。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正是发生于此一情境中。在这一事件中，当地质监部门在监管过程中的存在“利益”考量。这种不正常的利益考量使公共机构丧失了在市场监管中的公正立场，变得面目模糊起来。

事实上，质量监管部门只需要依据法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履行公众委托的监管职责，及时告知公众监管信息即可。与企业对消费者负责不同的是，政府质监部门是在政治上对公众负责，对纳税人的委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现实中的地方质监部门，一方面要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又要担当市场领域的监管责任。这种左右互搏的存在状态，直接影响了监管的公信力。金浩公司是当地政府重点扶持企业，这使质监部门同样出现了认知混乱，在公众利益和向上级负责之间，轻易选择了对公众唯唯诺诺，来确保地方经济发展的利益。

(4)食品工业化与食品安全取舍失衡，正在成为食品安全事件的点火器。工业化显示出科技力量的强大，它使食品生产更丰富更有效率，但同时也是食品异变、食品安全的重大隐患。奶粉企业看中了三聚氰胺可使奶粉的蛋白质检测含量增加，茶油企业则青睐加注汽油的浸出法工艺可以提高产油量、扩大利润。经营者被技术所奴役，趋利而不避害，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让位于企业目标，食品安全就会不断产生新问题，食品中的有害成份就会不断出现新面孔。

“社会守望者”对已经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敲响警钟”而是“封锁信息”，监管者对不良企业不是“依法履责”而是“沦为同谋”，食品安全保障就会形同虚设、不堪一击。金浩事件的要害就在于，本来存有尽快纠正的可能，却由于监管部门的事前失职与事后掩盖，致使9个批次的有害茶油流入市场，而消费者浑然不知。国人食品安全所面临的，或许不是个案的茶油事件，而是食品安全隐患的普遍潜在性。这一点让人很忧虑。 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取消特权车牌 【社会问题的背景】

(1)在治理交通拥堵的社会大讨论中，社会各界对“特权车”一直反映强烈。这些车不遵守交通法规，乱用警灯、乱鸣警笛、乱闯信号灯等交通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影响了党政机关形象，影响了交通秩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诟病。

近期，为打造阳光政府、文明政府，全国多地纷纷取消“特权车牌”。公众一方面给予掌声，另一方面又对此喜中带愁。他们希望不仅仅只触及到“特权车”这个表面，而更应致力于解决其背后的深层次特权问题，彻底根除特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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