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行业中“红包现象”的分析与对策研究(2)

难以被揭露，则医生倾向于不恰当治疗。在期盼医生恰当治疗的情况下，送红包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送红包在得到医生笑脸以及提前入院、提前手术方面有部分作用，因为入院或手术的时间以及医生的笑脸是一种相对的非私人信息，事后可以验证。但即使如此，送红包依然不能保证得到患者希望的预期，因为送方无力惩戒收方的不作为，患者的红包仅在医患之间提供了一种契约，但没有什么强制这样一个自我约束契约的实现。医生中肯定存在收了红包也不提供恰当治疗的“搭便车”者。 2、患者之间的博弈

假如由于医生私人信息导致的投机行为以及医生群体之间不合作的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会使患者在送红包时抱有“丢了夫人又折兵”的疑虑，而使送红包的概率平衡在ＸＸ%左右，那么，通过讨论患者与患者之间的博弈，可以发现，这一概率将会进一步提高。 参与者：甲乙

策略集：送，不送。由于参与人送与不送属于私人信息，（双方同时进行）故双方的策略只有送与不送两种。 行动：Y：送红包N：不送红包 结果：

考虑支付红包的成本，博弈结果如上。这种在冲突中两败俱伤的情况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医疗消费品对患者而言是一种强制性消费品，当送红包能够获得竞争性使用医疗资源或者得到回报大于红包成本时，这一选择会被进一步强化。（4，4）是一个均衡解。作为第三方的医生会强化这种选择，患者往往会被迫选择送红包。（患患之间博弈与医患之间博弈的最大区别在，患患之间一次性博弈的概率极高，几乎不存在反复博弈找到均衡的可能。）

患者被迫选择去求医治病，然后又被迫选择去送红包，但送红包的结果却又难以预期，在生理遭受病魔蹂躏的同时，心理上也遭受着不良医生的打击。结果如此荒谬，但不容武断地否定。不仅是患者，这是广大信息劣势者的共同遭遇。

五、原因背后的原因

上述对红包现象产生的表面原因与过程进行了分析，但这仍不能为克制红包现象提供理论支持和有益帮助，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导致红包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以下将使用委托人代理人模型作进一步分析。

医患关系是一种广义的委托代理关系，患者是委托人，医生是代理人。患者委托医生为其提供恰当的、高质量医疗服务。但在实际情况中，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困扰、影响着医患关系，使得医患关系并不单纯。不对称信息按内容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双方

知识的不对称，指一方不知道另一方诸如能力、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这是外生的、先定的，不是双方当事人行为造成的。对于这类信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称之为隐藏知识或逆向选择。例如，患者在就医时不知道医生的实际能力、水平和职业道德就是隐藏知识问题。第二类不对称信息是指在签订合同时双方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订合同后，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无法管理、约束，这是内生的，取决于另一方的行为。对于这类信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称之为隐藏行动或道德风险。例如，医患关系正式成立后，医生不提供恰当治疗就是道德风险问题；患者在给医生送红包之后，医生不实现患者的预期也是道德风险问题。

当代理人存在信息优势，在没有有效约束时，其理性经济人的本性会驱使他利用信息优势为个人谋取最大的福利，而不是考虑委托人的利益。汪丁丁曾对此作了深刻的说明：“知识，当它局部化时，成为权力。局部知识的专家们握有权力，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是别人不清楚但又对别人的福利至关重要的东西。每一个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遵从知识专家们的权威。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现象。劳动分工不可避免地导致知识的分立以及维护掌握局部知识的专家们权益制度的产生。对知识所有者来说，别人请他运用知识，对他来说就是利用自己的“知识”所有权，所以他会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自己手中的“知识”为自己谋取超过其应得收入的纯收入，从而产生文化租。”。大处方、滥检查、为规避风险而采用防御性治疗等医疗领域中的丑陋现象都是医生超范围使用其私人信息的结果。医生享有的信息

优势是红包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属于正常现象，但当信息优势方滥用其优势，则导致了腐败这种不良社会问题的出现。在医疗领域如此，在公共行政领域、新闻舆论领域、建筑行业、流通领域亦是如此。可以认为，没有适当的制度约束，代理人有滥用信息优势的激励。

值得一提的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驱动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对红包惯例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国目前是一种高经济利益驱动的社会，多数人具有极强的“富起来”的动机，而对通过怎样的途径富起来，这种途径是否正当等问题却不予以关注。在如此价值观念体系下，加之羸弱的法制，会诱导人们为追求现实利益各显神通，不择手段。因此，官员腐败、制造行业造假、舆论媒体勒索、医疗行业收红包等违规行为大量涌现，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利用手中的权力或信息优势来“卡、要、拿”，攫取不义之财，人们重投机取巧而轻勤劳务实，重能力而轻品行，重金钱而轻良知，仿佛“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自然状态的出现。如此状况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国民素质差，其根源是制度的缺失，社会主流文化的扭曲。古今中外，哲人先贤们十分注重社会目标与实现目标的途径之间的协调关系。中国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发端的新教伦理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减轻或废除了罗马天主教那些阻碍或抑制自由经济德条规，也不是由于它鼓励人们追求财富，而是在于它确定和支持了日常行为的伦理而促进了经济上的成

功。勤奋、诚实、认真、节俭的行为方式决定了财富的积累，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方式，财富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副产品而已。”社会目标与手段之间需要正义、合理的价值判断。价值观念、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内生性制度等是社会生存发展的文化环境，它影响着其中的社会现象、社会行动。营造公平、公正、秩序的社会环境既是解决现存社会问题的结果，也是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

六、对策研究

正是医生私人信息导致的隐匿知识和行动——这种非确定性的存在——迫使人们采用被迫认同的“红包”惯例去试图解决问题，送红包已经成为了患者同医生打交道的一种“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式的行动。红包现象是医患之间在长期交易中逐步演化、自发形成的，它为解决患者与医生之间的目标不一致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但红包现象弊大于利。单靠“不允许收受红包”这类简单的行政命令或“治理整顿医疗行业不正之风”这种一过性的动员活动，显然不足以根治红包现象，因为这类命令或活动忽略了动机与激励问题，我们需要寻找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

根据上述的原因分析可见，克服红包现象的关键在于：第一，尽量减少医生依靠私人信息做出决定的机会。第二，尽可能暴露医院及医生的私人信息；第三，增加对医生的正相激励，使其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实现患者的利益；第四，改变医生与患者、患者与患者之间博弈的规则，引导和规制博弈结果。解决以上问题需要直击要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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