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稿)瑞典福利制度(4)

住宅的建造。在住宅政策方面，中央和地方有分工。中央负责制定总的方针和为住宅建造提供贷款；地方则具体负责住宅建造与改造的规划(包括住宅的质量要求、地段区划)，发放住宅及房租津贴以及负责建造和经营公共住宅等。

瑞典住宅的建造者有政府、合作社和个人，因此它的结构也由国家(指地方政府)、合作社和个人三者组成。在近几十年的住宅建造中，多户住宅(多数是公寓)大多数由政府房产公司建造，合作社建造的多户住宅也占总住宅数的25％，而独户住宅则大多数是由私人和私营营造公司建造的。

住宅方面的福利设施。战后瑞典政府鼓励人们新建和改建私人住宅，以此作为实施政府住宅建造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新建和改建私人住宅，人们可以从私人银行和政府获得长期贷款。私人银行提供的长期贷款可长达50年。在全部住宅贷款中，私人银行提供的贷款约占70％，其余为政府贷款。贷款利息率和贷款市场利息率一样，但政府给予利息补贴。例如，目前市场利息率已超过10％，由于政府对住宅贷款者给予利息补贴，借款者实际只需付利息率5．5％。

住宅津贴是目前瑞典在住宅方面的主要福利设施。住宅津贴有三种：(1)中央政府给予的住宅津贴。这种津贴的多少是以收入和抚养孩子多少为转移的。(2)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提供的联合津贴。这种津贴的多少取决于收入和住房费用(房租或住宅日常维持费用)之大小。目前这种津贴办法规定，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每月可获得这项住房律贴1000左右克朗。这项津贴最高可达到房租或这种日常维持费用的80％。这种津贴随家庭收入之增长而递减。每年收入达9万克朗的家庭，便没有资格接受这种津贴。目前瑞典约有51万个家庭接受不同形式的这种津贴。(3)对老年人的住房费用和房租还有特别的补充津贴。这笔补充家庭的数额各城市不尽相同，不过通常也是视收入状况而定。在个别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各种住宅律贴将用于老人的全部住宅费用和房租。目前约有一半退休老人领取住宅补充津贴。

第五章 瑞典福利国家的特点及存在问题

一、瑞典福利国家的特点

1.全民性。瑞典每一个具有瑞典国籍的居民,都在社会福利保障的范围之内,不分男女老幼、城市乡村、有无工作,无论是否对瑞典有所贡献,均享受基本统一的社会福利和服务保障。普及面之广是其他国家无法达到的,外国移民也享受与瑞典公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

2.高福利。瑞典建立了一整套的全民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纵横各个方面。在纵的方面,实现了从婴儿津贴到养老金的系统化的福利,在横的方面,每一项福利都具体周到,从产婴的补贴到养老金再到孤寡家庭补助、教育津贴、培训津贴等等,应有尽有。比如，在孩子出生后父亲和母亲一共可以得到480天的带薪产假,无业者的父母补贴为每天60克朗,为了体现男女平等和让父亲分担责任,福利法还规定父亲必须至少休60天产假;对有小于16岁孩子的家庭,国家按每个孩子每月950克朗标准发放国家孩子津贴,为鼓励生育,如家中有两个以上孩子,津贴标准更高,如家中有3个、4个和5个孩子,每个孩子每月的国家津贴分别为1035、1203和1342克朗;领养外国小孩后,经法庭或瑞典国际领养委员会批准,或具有小孩原籍国官方证明,可获领养津贴,标准为每位被收养儿童每月1173克朗;有孩子的家庭和18~29岁已同父母分居的年轻人可获得住房补助,当家中有1个、2个、3个孩子时，每月每个家庭住房补助分别为2500、3175、3900克朗,

3.均平性。福利国家的基本目标在于实现不同人群间最大限度的平等。瑞典通过一系列给予年轻家庭、低收入家庭、疾病者、领取养老金者、丧失劳动力者以及其他弱势人群以相应的补贴，尽可能达到全体公民平均的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社会服务。为保证不同地区的居民享受同样的福利,瑞典还采取抽肥补缺的福利政策,从财政收入富庶的地区补贴福利支出存在缺口的地区。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把贫富“拉平”的政策,为了拉平各个社会集团的收入和使全体居民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政府通过税收前的保险转移、累进税和各种转移收入来实现收入均等。以纳税为例,瑞典的所得税为累进制,收入越高,纳税越多。产业工人的平均所得税率为35%,职员为40%,收入很高的企业家、商人、演员、运动员等可达80%。据瑞典国家税

16

务总局提供的统计数字,2000年,瑞典全国税收收入总额为1.157万亿克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2.6%。其中,个人所得税税额3509亿克朗,约占税收总额的31%,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达17%左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2人类发展指数”显示：瑞典是一个人类发展指数很高的国家,如果将中等收入指数定为100,则最高收入指数为175,最低收入指数是65,将最富的10%人群的收入下限与最穷的10%人群的收入上限相比较,差距为3比1。由于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合理,瑞典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也很平均,既没有多少世界级富豪,也没有很穷的穷人,至于街上偶尔出现的乞讨者,大多是吸毒成瘾者。瑞典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欧国家通过收入再分配后的一个最平等的国家。

瑞典的社会公平也体现于政治生活中。法律规定,除国王外任何政府官员不配备警卫。直至1988年,发生了瑞典首相，社民党主席帕尔梅及夫人在看电影回家的路上被枪杀事件,才修改法律,规定首相外出也配警卫。在瑞典享有颇高威望的帕尔梅逝世后,国家只为他建了一块约4平方米的平面墓地,上面竖着一块他曾站在上面发表竞选演说的石头。

瑞典法律还明文规定:国家只给首相、议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领导人配公务专车。

4.政府负担。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是瑞典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社会福利保障资金和各类社会服务费用,除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中存在个人缴纳一定比例费用外，均由政府承担。此类费用支出基本上是各级政府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最大的支出项目,2001年瑞典GDP的36%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地方政府的比例更高,以斯德哥尔摩市为例,该市每年年度财政预算中,2/3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为维持这种高福利支出的财政需要,瑞典实行了高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平均达到38%。瑞典的福利政策对社会、政治、经济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对福利的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二、问题

同时社会福利制度也是一柄双刃剑,也必然带来不少问题。

首先,瑞典的高福利带来了庞大的公共支出费用。为了维持庞大的福利支出,瑞典政府被迫大举借债,1985年瑞典的国债达到5956.3亿克郎,2004年更达到1.43万亿瑞典克朗,瑞典人均债务为16.25万瑞典克朗。高福利与高支出的矛盾无法协调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第二,高税收造成国内经济发展缺乏动力。“瑞典模式”闻名于世,不仅是其完备的福利政策,还因为它的高税收也是世界顶级的。瑞典1997年的总税收占GDP的54.8%,而英国为35.3%,欧盟国家平均为40%,美国只有28.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中私人拥有企业的比例是社会财富增长的一个关键的衡量指标。目前瑞典只有7%的就业人口拥有自己的企业,而欧盟国家的平均比例为13%。在过去10年间,瑞典新增企业只占8%,而英国则为20%,丹麦为18%。从目前瑞典的经济发展情况看,由于高税收而影响跨国公司的运营和利润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

第三,高福利政策导致微观经济活力不足。慷慨的社会福利使许多人陷入了对福利制度的长期依赖,工作积极性比较低。在瑞典，因为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只相差不到20%。这也就是对社会福利实施过度引起国际社会争论和讨论的“养懒汉”的问题。在高税收和高工资的压力下,很多企业纷纷到国外投资办厂,导致了大量资金外流。

70年代后期瑞典经历了一个经济增长缓慢,赤字大增,债务负担沉重的艰难时期。瑞典的福利制度受到了质疑，经过十多年的调整,20世纪90年代末,瑞典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失业率为1.6%,通货膨胀率是3.3%(西欧国家平均是3.7%),经济增长率3%,国际收支有相当的盈余。[10]这一方面说明政府实行的福利制度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表明,高福利和经济增长并非势不两立

第六章 瑞典模式及其评价

一，世界公认的“瑞典模式”

17

瑞典的高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曾为其增光无限，它以鲜明的“中间道路”闻名于世。世界银行在《一九九一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还特别介绍了瑞典的发展模式和经验，这说明瑞典模式的重要性。

瑞典模式是什么，是如何定义的，可以说各家有各家的说法，但在这些瑞典模式的定义里都必须谈及的是“福利和发展”。具体说，瑞典模式在五六十年代创立了一个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实现了充分就业、缩小不平等、价格稳定和经济高速成长，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庞大的公共部门、高税收、团结一致的平等的收入政策、无可争议的安全感和经济的发展。

对瑞典模式的理解应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而不能仅仅从福利制度的一般意义上去理解。瑞典的国有化程度也是大大低于英国、法国等国家，瑞典模式的本质持征：一是超强利益集团的权力均衡，即雇主联合会和工会之间的权力均衡；二是工会和雇主联合会就瑞典国家经济增长达成共同的价值判断。在瑞典很多问题通过协商讨论可以得到妥协的解决，正式基于瑞典的各个权力和利益集团对国家的发展具有认同感。瑞典的福利模式，同时达到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而且保持了完整的私人部门，当然瑞典模式在70年代经济危机后受到很大的冲击。

瑞典模式是公共选择过程的结果，七八十年代人们越来越多地讨论瑞典模式带来的“寅吃卯粮”、“为高福利付帐”等问题，即福利国家选择的代价。突出的表现是高福利和高税收对劳动积极性的打击，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经济模式或经济政策是人们选择的，选择是有代价的．没有无缺点的经济模式。

二、瑞典模式的自我调适

瑞典社会民主党于1982年以“保卫福利，重建经济”的口号，重新执政。首先是面对瑞典经济所处的困境，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从而为挽救福利国家提供了基础。80年代的调整策略包括：

首先，采用克朗贬值的措施。政府把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瑞典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作为突破口，将克朗贬值16％，使瑞典商品的单位生产价格比其国际竞争对手的生产价格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贬值刺激了出口．抑制了进口，改善了外贸的平衡。

瑞典的货币贬值正合时宜，此时国际经济回升、石油等原材料价格回落，使瑞典的产品竞争力加强，对外出口量大幅度提高，1983年出口增长了10.7％，1984年增长了6.5％，1985年增长了2.3％，整个国民经济在对外出口带动下也开始回升。

第二，控制工资进一步的上升，避免费用再次吞没贬值带来的好处。一方面控制物价，另一方面要求工会采用克制态度，并有步骤地降低边际税率和继续做好充分就业，实现了该目标。与此同时，政府下大力气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物价没有因贬值因素而过快上升，基本得到了控制。

第三，集中资金做好产业结构调整。例如雇员投资基金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支撑瑞典结构的调整。瑞典经过几年的调整，到80年代中期，完成了艰难的结构调整。

此外，瑞典政府还采用了扩大公共投资的政策。在基础建设和人力上投资较大，增强了瑞典经济的后劲，减少了政府干预等。

政府采取了经济政策与福利政策双管齐下的办法，80年代就开始酝酿福利制度改革，终于导致1996年国会批准的福利制度改革方案，其重点是削减和控制社会保障费的支付。例如，对现金支付的育儿费用削减了约15％。

另外，为了避免进一步加重上班族的负担，对养老金的支付方式也进行了修改。瑞典高龄者养老金的领取额以往是根据物价上升情况而变动的。由于高龄者人致增加，加之近年来经济不景气以及物价上沃，高龄者养老金这项支出便呈直线上升状态。但是，作为养老金来源的上班族的工资却并没有增加，这就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瑞典对高龄者养老金的领取方式进行了修改。即从上班族的名义纯工资增长率中扣除1.5％之后再进行浮动。

此外，还对养老金支付标难进行了修改。以往的养老金包括基础定额和所得比例的附加额两部分，修改后则原则上使上述两部分养老金归为所得比例养老金一种。

在对需要护理的高龄者提供护理服务方面，则把重点放在护理上，减少那些不需要治疗但又不能在自

18

己家中生活而需要护理的高龄者住院的人数。

另外，通过对需要护理的高龄者进行家庭随访，逐渐减少必须提供家庭服务员的高龄者人数。

福利国家的调整，公共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必须同时进行，瑞典朝野上下，都认为“税制改革”是今后发展的出路，

税制改革于1990年开始，1991年实施第二阶段，试图建立“低税和广泛税基”的新体制，税制改革的目标就是降低边际税率，以利于激活微观经济主体的劳动供给、提高储蓄和资本投资等。具体归纳为：(1)增加劳动供给，由于降低所得边际税率，人们可以从劳动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人们愿意更多地劳动，而政府则有了更广泛的税基；(2)抑制了工资增长；(3)限制了公共消费；(4)增加储蓄；(5)抑制通货膨胀；(6)提高生产率。税制改革无疑是将瑞典经济推向良性经济的重要一步。

通过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修改和增加税收，到1998年之前，瑞典的财政赤字累积减少1180亿克朗。实际上，从l994年开始，瑞典的经济就已经开始复苏，财政赤字正在逐渐减少。

三、从历史传统的视角看瑞典模式

瑞典的国有化程度也是大大低于英国、法国等国家，瑞典模式的本质持征：一是超强利益集团的权力均衡，即雇主联合会和工会之间的权力均衡；二是工会和雇主联合会就瑞典国家经济增长达成共同的价值判断。在瑞典很多问题通过协商讨论可以得到妥协的解决，正式基于瑞典的各个权力和利益集团对国家的发展具有认同感。这是瑞典模式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和稳固基础，典型的瑞典模式得以成功，很大的原因在于其国内的强大的压力集团，即工会和雇主联合会。瑞典的协会是非常发达的，我看到的一本书《北欧社区》这样描述北欧的协会。“也许是广袤的土地和稀少的人烟容易使人感到个人的渺小，北欧人特别热衷于建立各种协会，跻身于各种协会，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可以让人在北欧特有的寒冷的季节体验彼此间散发的温暖，产生安全感。有一本书叫《触摸欧洲》，里面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是只要有四个丹麦人凑在一起，他们就可以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协会，如果你感到自己的背部经常疼痛，你可以去成立一个‘背部经常疼痛者协会。’在政府注册，邀请全国所有同病相怜的人加入其中，为所有的背部疼痛者争取自己的权力，甚至对社会和政治施加相应的影响。事实确如此，如果说在北京的墙头下掉下一块瓦十有八九砸中的是一位经理，那么在北欧一辆车能拉走8个协会也不算夸张。”这里描述的是北欧，我觉得也完全适用于瑞典。

瑞典强大的工会为自己的会员争取权力，形成合强大的压力集团。同时雇主协会也为自己的会员争取自己的权力。不论哪个协会，之所以团结有效，我觉得根源还在于上节课我说的北欧人的那种历史传统。海盗国人所形成的互相结盟、生死与共的传统。

工会和雇主协会内部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高度团结，同时，工会和雇主协会为了国家的共同利益也可以团结，他们之所以在很大问题上达成妥协，也是因为他们从全国整体经济利益有一个认同，这种认同它的根源我认为还是在于北欧或瑞典人的这种特有的传统。

不光协会，全北欧人所具有的这种传统我觉得都和这种传统有很强的关系。像葛老师说的要找一个分析问题的视角的话，我觉得这个解释很有说服力。

参考资料： 1、《当代英国瑞典社会保障制度》孙丙耀主编。出版日期 2、《风险与应对：瑞典社会福利制度发展之研究》万方数据。复旦大学 周俊 硕士论文

19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综合文库(终稿)瑞典福利制度(4)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