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讲义(3)

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译意] 所以诗有六种法式：一叫做风，二叫做赋，三叫做比，四叫做兴，五叫做雅，六叫做颂。天子用风诗教育感化臣民，臣民用风诗讽谏规劝天子诸侯。诗要依托事物的描绘而委婉地讽谏，写唱诗的人没有罪过，所到吟唱诗的君主应引以为戒，因此叫做“风”。到了仁政衰亡，礼义废弃，政教败坏，诸侯国各自为政，各家风俗不同的时候，变风、变雅就产生了。国家史官看到政教败坏的状况，感伤人伦的沦丧，哀痛刑政的残酷苛刻，吟咏思想感情，用来讽谏天子诸侯，这是通达政事的变化而又怀念传统风俗的做法。所以变风、变雅虽发自史官和百姓的不满之情，却又不超越礼义的规范。抒发思想感情是人的天性；合乎

礼义，是先王恩泽久远，人民还没有忘怀的缘故。因此一个国家的政事，通过一个人的心意表现出来，就叫它“风”。反映天下的政事，表现各国的民情风俗，就叫它“雅”。雅，是正的意思，是表现周王朝政教兴衰经过的。政教有小有大，所以有《小雅》，有《大雅》。颂，是赞美盛大功德的情状，并把这种成功禀告神灵的诗歌。这就是风、小雅、大雅、颂、颂四种诗体的由来，是诗的典范。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瞧》之义也。

[译意] 既然如此，那末从《关雎》到《麟之趾》这些教化人的诗篇，便是先王的风诗，所以归于周公名下。南的意思，是说教化是从北方到南方的。从《鹊巢》到《驺虞》这些感化人的诗篇，是诸侯的风诗，先王用它进行教化，所以归于召公名下。《周南》和《召南》这两部分风诗，是讲端正最初的伦理，是王业教化的基础。因此，《关雎》是赞美得到贤淑的女子，来

匹配给君子的，而忧虑的是如何进举贤才，并非贪恋女色；怜爱静雅的美女，思念贤良的人才，却没有伤风败俗的邪念。这就是《关雎》的思想意义。

[ 分析] 《毛诗序》总共只有四百九十一个字，但它却简明扼要地阐释了诗的特征、诗与政治的关系、诗的社会功用、《诗经》的分类和表现手法等问题，是《诗经》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从孔子到汉代儒家诗论的总结。它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

1、诗歌的特征。古代的诗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抒情言志，一是诗、乐、舞三位一体。

“诗言志”的说法，《尚书·尧典》就有了。《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礼记·乐记》、《庄子·天下》、《荀子·儒效》等古籍里，都有类似的话。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其中也含有这个意思。我们在《尚书·尧典》解析中说过，“诗言志”的“志”，是指志意、怀抱，“有偏重于思想的意味”，所以“诗言志”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本质特征”。《毛诗序》继承了这一理论，并有所发展。它的发展主要在于补情于志，提出情志合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形于言。”写诗就是“吟咏情性”。这就更确切恰当地揭示出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不过，《毛诗序》

讲的抒情言志有两种情况，当它说明诗歌产生的过程时，强调的是“情”，当它讲到诗歌的教化作用时，强调的是“志”。这样说似乎有些矛盾，但无论如何，《毛诗序》提出了对于诗歌创作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情”的问题。孔颖达《毛诗正义》说：“在已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这是为“诗言志”和《毛诗序》的“情志合一”说作的解释。它有符合《毛诗志》原意的一面，也有不合的一面。如果“情”和“志”是一个东西，《毛诗序》就没有补情于志的必要了。应该说，这个补充是非常重要的。它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理论，在对诗的特征的认识上有所深化。

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关系，《尚书·尧典》中已有记载。后来的《墨子·分孟》、《史记·乐书》等也提到了。《毛诗序》对古诗的这一艺术特征，又从“情”的角度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它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清楚地说明诗、乐、舞不仅是三位一体，而且是“情”贯其中，而以诗为基础。诗、乐、舞三者结合完全是出于“情”的需要，又完全是为更充分更完美地表达和表现“情志”的。因此，在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顺情成章，和谐自然。只是到了三者才逐渐独立开来。

2、与政治的关系。诗乐与政治的关系，在我国早期的文论中就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毛诗序也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诗乐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政治和社会风貌，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诗乐。反过来，从不同的诗乐中，又可看到政治的得失、社会的安危和国家的兴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实际上是揭示了诗与乐源于社会生活的问题，也是对中国古代诗与乐现实主义传统的理论概括。后来《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说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就是这一理论的发展。第二，诗乐有正得失、动天地鬼神和教化人伦的作用。中国古来重视诗、乐、舞的教化作用，这是统治阶级提倡诗、乐、舞的出发点和归宿，也不妨说，注重教化，服务于政治，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和重要特征。《尚书·尧典》提出“典乐”“教胄子”，孔子更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事父”、“事君”，《毛诗序》进一步强调了统治者用诗乐进行教化的观点，它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把诗乐的感染力和教化作用提到无以复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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