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辞令的影响(4)

影响

辞令行文巧妙多变，生动富有表现力。主要表现在语言时而谦和委婉，刚柔相济，时而雄辩阔论，针锋相对，有时正话反说，有时引经据典。如《秦晋之战》，记述了战国时代秦晋间争夺霸权的一次大战的前后经过，通过蹇叔哭师和秦师骄纵轻狂的描写，指出了秦军失败的必然性。人物形象鲜明，从人物占行中写出了生动的个性，精心构思，结构浑然一体，外交辞令巧妙精美，内涵丰富深刻。《左传》无论记事记言。都能言简意赅，韵味悠深。它的辞令非常优雅，运笔灵活．变化万千，却理性而意蕴丰富。二、话里意义的隐含性

在委婉辞令交际过程中，话表意义是含义信息的载体，含义信息体现交际意图，话里意义则是处于隐含地位的。春秋行人在运用委婉辞令传递话表意义的同时，含义信息也十分明确地传递给了接受者，巧妙地将话里意义隐含在了话表意义里，将并不一致的交际内容与形式和谐地统一于辞令形式之中，从而使其具有了不同于一般辞令交际的特征。在强者为刀俎，弱者为鱼肉的春秋时代，行人们面临的斗争是复杂而激烈的，所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所以不得不慎辞以对，给体现自己实际意图的言辞披上温文华美的外衣，保持外交场合彬彬有礼的态度，以不激怒对方，达到外交成功的目的。《论语·宪问》中记载说：“为命，裨谌草刨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里虽然说的是郑国，但在当时却很有代表性。一篇辞令，经过草创、讨论、修饰、润色这样郑重其事的加工，使语言更加优美动听，其目的并不是仅停留在华丽的词藻表面，卖辞令，而是为实际斗争夺取胜利服务的。三、心理认同的可接受性春秋辞令委婉含蓄之美的另一个表现是春秋时人经常以赋诗方式表达自己观点，把自己要表达的想法寄寓于首诗或诗的某一章之中，通过对话双方对诗意的了解来交流思想，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朝聘会盟等外交场合，因前文对行人赋诗多有论及，此处仅举一例说明：冬，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柒，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荣。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110此篇记载赋诗之事发生在鲁文公代郑国、卫国向晋国求和之前，文公途经郑国时。在郑伯会文公的宴会之上，郑大夫子家想表达请求文公再次到晋国为郑国求情，子家没有把这个意思直接用话语表达出来，而是采取赋诗的方式。子家赋《鸿雁》之首章，把郑国比作鳏寡，希望取得鲁文公的怜惜，为之道路奔波，再度适晋，代郑请和。对子家委婉的请求，鲁大夫季文子没有直接用话语拒绝，也是以赋诗方式委婉表示自己思归祭祀，不欲再次赴晋。子家又以赋诗表示郑国欲求得到晋国帮助，希望凭借鲁国实现愿望。无奈之下，季文子赋《采薇》之四章，表明其不敢安居，同意返回晋国。对话双方都是凭借《诗》这一特殊的工具实现交往的目的，一赋一答，温文尔雅，婉转含蓄，根本不像两国君臣之间庄重的处理外交事务，更像一场考察与会者对《诗》理解和熟悉水平的赋诗比赛。春秋辞令的这种不直接表露自己观点，而是通过婉转的言词或赋诗言志方式的交流方式，充分显示了春秋时人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春秋辞令蕴涵的中和、委婉含蓄、协调一致等众多美学韵昧，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并对秦汉以后的社会审美观念产生深远影响，即使在现代社会这种审美思想对和谐社会建立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春秋辞令的委婉含蓄之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辞令中采用“寄劲于婉，寄直于曲”等“寄言”的方式，把要表达的观点寄寓于看似普通平常的话语中，但又能让对方明确领会。如《左传》僖公四年：齐侯帅师侵蔡伐楚，楚子明明知道齐桓公此次出兵，从近处说是报去年楚国侵伐郑国，从长远来说是为了维护霸主地位，但是派人质问时，先表示齐、楚二国相隔甚远，然后用“风马牛不相及”说明二国之间没有直接利益冲突，最后又把齐师侵入楚地说成“涉吾地”，好像齐侯帅师伐楚是到楚地游玩一般，从表面上丝毫看不出两国之间兵戎之争的紧张气氛。齐管仲的回答也是如此，他也没有直接指责楚国伐郑意图称霸中原的野心，而是从周王朝历史入手，说明齐国有辅佐王室、讨伐诸侯之责是召康公所赐，此次出征是由于楚国没有履行贡赋王室职责，对王室不敬，并且当年周昭王伐楚而死，楚国有责任，因此问罪于楚。管仲对答楚子没有涉及齐国，而是完全从维护周王室角度立论。楚子答复管仲周昭王之事时，没有直接表白周昭王之死原因，而是用“君其问诸水滨”，委婉说出昭王渡河而死与楚无关。一、诗经式外交辞令的目的1．对群体利益的维护2．对德政的尊祟1．外交辞令的显性诗经味2．外交辞令的隐性诗经影一、《左传》辞令惩恶扬善价值取向的表现《左传》是一部重要的史学和文学著作，在史学上它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文学上其价值早已被人们看成是先秦文学的重要经典。《左传》中精彩的辞令也一直为人所称道，丰富的辞令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作者选取的辞令会反映作者的价值取向，这一点毫无疑问。《左传》中描述的人物。有两类对比十分鲜明，即明君与昏君，贤臣和佞臣。而他们善恶的行为最终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如楚灵王骄奢放纵，最后导致摄乱发生，得了个自缢的下场；而秦穆公实行德政，用人专一，最后称霸西戎。作者对这两类人物和事件的表述无疑是想向世人昭示一种劝恶向善的道理。这一价值取向在丰富的辞令中也有体现。(--)重礼、守信春秋时期是一个对礼乐的普遍霞视与广泛应用的时期，尽管当时无法抗拒“礼崩乐坏”，僭越礼制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整个社会仍然是在礼的约束之下。礼是一种衡量人和事件的外在尺度，而其思想核心则是惩恶扬善的价值取向。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宋右师乐大心见了宋大夫和司城氏，认为他们的才德不足：昭子告其人日：“右师其亡乎!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能有礼乎?无礼，必亡。’ 《左传》辞令在进行说理、辩驳的时候，一直是以周礼为标准，将周礼作为衡量人和事件的重要尺度。(二)重德诸侯国兴亡，在于诸侯是否行德政，这也是作者劝恶向善的论据之一。德政要求统治者勤政、爱民、敬神、教化人民等。《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周内史过说：“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1]“三、惩恶扬善价值取向的影响惩恶扬善的价值取向，对后代文学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将文学作为教化手段、政治工具的做法，影响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成为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综合文库外交辞令的影响(4)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