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释读(2)

以上几章可以反映出一些信息：第一，高智之人能通达事理，不会轻易迷惑；第二，个人一时不恰当的情感迸发可能导致理智的丧失；第三，一个健全的人格，需要仁、智、勇三者兼备，做到不忧、不惑、不惧方可。第一、二点集中表明理智的重要性，在孔子思想体系里，虽然没有明示，但处处渗透着理智的作用，理智是培养道德的重要保障。我们对外界事物的学习，只有通过理智的参与，才能深入事情的本质和规律，使我们的认知具有准确性和深刻性。此外，我们的情感也需要理智来平衡，过分的情感会主宰我们的身心，使我们丧失对事情本来面目的认识。一旦丧失理智，我们的道德修养也就无从谈起。这一点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就是要求理想人格必须兼具仁、智、勇三者。知者不惑，仁者不忧；知者动，仁者静。仁智相互发用，既明察秋毫，无惑于外部世界种种，亦沉潜涵咏诸仁德，使心性境界不断向上跃升。

五十而知天命

《论语》中“天命”作为一个合成词出现只有两处，所以要界定其含义，只能先试着分别了解“天”与“命”的内涵，再综合观之，即使不能得其确旨，亦应览其大概。“天”在《论语》中出现多次主要是指道德义理之天，是道德价值的根源。从一方面来说，“天”作为人的对立面，对人具有客观限制性。但另一方面，人不会因此就丧失了自我主宰的领域，人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积极承接“天”赋之德，以此不断修身养性，提升境界而完成自己的使命。同时，孔子也表达了一种对“命”的无可奈何之感，“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已不属于孔子孜孜以求的道德领域。

“天”作为一道德义理之主体，既是道德终极来源又是分判善恶之最高标准。“天”相对于人来说，是一客体，对人形成了限制性，人要去把握这个客体就会有成败。但人同时又是主体，知道成败不可避免，就应该不再执着成败，而应转向他能够主宰的道德领域，即要求“志于道”。君子“畏天命”，既要承认自身的有限性，即遭遇失败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应明白即使遭遇到无可奈何的挫折，亦不应妨碍其对伦理道德的无限趋近。

六十而耳顺

纵观《论语》全文，并无与“六十而耳顺”相印证之语，因此有人怀疑此处有错漏，因此改为“六十而已顺”。然这种态度并不可取，对于历史文献，除非有新出的材料证明或者原文无法解读时才有删改的必要，否则，应以原文为上。现试从文字本身和上下文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此语。首先，“耳顺”不是指人充耳不闻，不问世事，以绝待外界的方式来寻求个人的顺适。孔子一生孜孜不倦，以其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构建了一套意图改造天下的理想蓝图。他多年奔走各地，虽屡屡碰壁，常常遇险，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见其“耳顺”绝不是指沉浸于个人的世界。其次，如“耳顺”为真，则其耳顺必有所本，此本不能为其他，只能是本于心顺。如若耳顺心不顺则是假耳顺，是充耳不闻之态。如若心顺耳不顺则是假心顺，是表里不一之流，从孔子“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教导观之，他断然不会认同这种人生态度。

耳顺应为心顺之表现，问题即转入“心顺”方面，此有几种可能：一是从“智”的层面上来言，若孔子智慧通达天人，洞察一切世事，所有外界言说，不能迷惑其心，是非善恶妍媸成败皆了然于胸，于是心中顺畅，其耳顺也是当然。二是从“仁”的角度来说，若孔子有大爱之仁德，世间言论入乎其耳，皆能褒善隐恶而不生龃龉于心。三是从“仁”“智”双运来讲，更有可能是孔子仁智兼备，既晓其大义，明其微旨，又扬其嘉言，谅其恶语，不断臻于从容中道的生命境界。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欲”与“矩”就许多人看来，应是相互对立而不可调和的两个方面。“矩”具有群体性、强制性、客观性和外在性，是理性总结的结果；“欲”是个体的、随意的、主观的和内在的，往往以一种感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人与社会的互动中，“欲”不能逾越“矩”而肆意作为，社会之“矩”构成了对个人之“欲”的节制。社会规矩是人类集体意志的理性表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先秦儒家处则集中表现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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