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时，让其所识别的对象去独立处理，经过他（她）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才能辨 别其能力的高低、大小。
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善，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砚其所受，贱则观其所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这就是说，凡是要考察一个人，当他仕途顺利时就看他所尊敬的是什么人，当他显贵时就看他所任用的是什么人，当他富有时就看他所养的是什么人，听了他的言论就看他怎么做，当他空闲时就看他的爱好是什么，当和他熟悉了之后就看他的语言是否端正， 当他失意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受，当他贫贱时就看他是否有所不为。要使他欢喜以考验他是否不失常态，使他快乐以考验他是否放纵，使他发怒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 我约束，使他恐惧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恃，使他悲哀以考验他是否能够自制，使他困苦以考验他是否不改变其志向。
凡是要选用将帅，必须先考察他的品德才能，然后向他交代方略任务，让他自己估量能否胜任，进而让他谈自己的设想，包括要使用哪一种盔甲兵器〔工具〕，需什么人做参谋、副手，要多少兵马〔人员及装备〕，用多少钱粮〔资源〕，在那里置营〔选择地点〕，何时成功（时间安排），自始至终的重要事项，都让他们自己筹划安排。“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所以，我们先考察一个人的能力，然后才授予官职，这便是成功的国君。这也是我们“烦使之而观其能”的目的所在。
4、卒能问焉而观其知
他是否有智慧，在仓促和紧迫的情况下突然地询问他，就会发现其智慧体现的真实水平。“卒能问焉而观其知”，指在匆忙和仓促的情况下突然询问他，看他的智慧 如何。这是一种识人的方法。在应急情况下，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如何处理好这突如其来的事情，通常的人往往是束手无策，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状态。而对 于智商高、反映灵敏的人来说，即便遇到料想不到的问题像还珠炮地向他扑来，他也会从容不迫，遇险不惊、有条不紊地给以恰如其分的回答。 当在毫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面对突然提出的问题，要想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或对答如流地将问题一一分别做出相应的回答，这种智慧一般的人难以做到。只有学识十分丰富，经验十分成热，智商较高，天资十分聪明，反应能力比较灵敏的人才能做到。尤其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在时代发展如此迅速的信息社会 中，事物发展的迅速性，更需要思维敏捷的人才，解决和回答现实中许多迫切需要立即解决而仍未解决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要识别这样的人才，应“卒能问焉 而观其知”，事实证明，这是明智之举。 在实际生活中，有答记者提问式的新闻发布会，有在学校上课的课堂上、学生突然向老师提出事先没有料想到的各种问题，有在政府谈判、商业谈判桌上的一方突然要求另一方立即回答事先未想到的问题，有在辩论会上十分激烈时各自向对方提出必须立即回答的千奇百怪的各种问题，从中可以识别出智慧高的人和智慧一般的人。
5、急与之期而观其信
他是否守信，在事态紧迫的情况下求其帮助、和其相约，就会在其赴约或不赴约中得以验证。“急与之期而观其信”，是庄子提出的一种识人方法。其意思是，在紧迫的情况下和他相约，看他是否守信。“信”，是为人之道。常言道：言必行，行必果，果必真。“信”，就是要守信承诺，说到做到。其实，这也是做人的一顶基本要求。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就是指一个人如果缺乏诚信，那么他就难以得到正面的评价。由此可见，坚持守信对做人是多么重要。
古代案例：战国时，秦国商鞅〔即公孙鞅〕，在国王的支持下，准各变法革新，为了获得平民百姓的支待，商鞅在首都南门，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贴出告示： “将木杆移置北门者，给予黄金三百两。”“老百姓不知其中缘由底细，没有人敢去搬，一天后，商鞅增加赏额至一千两黄金。这时，一个胆大的人决心去搬这根木头。他费了半天工夫，累得满头大汗，终于将木杆移到了北门。商鞅当即指示，给他一千两黄金。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秦国城乡，老百姓都认为，商鞅言而有信，说出来的话必定能够实行。这样，商鞅即将推出的改革就有了良好的社会舆论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信”往往是不容易做到的。有的人对下属、朋友、同事许下诺言，可是过一阵子就忘了。何况“急与之期而观其信”，
这样的守信就更不容易做到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急与之期而观共信”作为识人的一种方法就更难能可贵了。
考察一个人的途径有很多，方法也很多，但是考察一个人应该首先考察他的“信”却是最先一步和最重要的。守信的人自然会得到大多数人很好的正面评价，反之，就会受到诋毁和抨击。 6、委之以财而观其仁
他是否仁义，将钱财托付其管理和使用，通过观察其对钱财的态度和对钱财的运用，就能得出结论。“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即指在考察识别人才时，通过托付给被 考察对象以钱财而观察他的廉洁情况如何。爱财如命，见钱眼开的人绝不会是廉洁奉公的。相反，只要是真正的廉洁奉公的人，绝不会损公肥私去争不义之财。 贪为私动，贿随权集。对钱财看得太重的人，往往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拉拢贿赂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来做他们的保护伞和摇钱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 仁。从钱财来识别每个人是不是仁者，就是看他对钱财采取什么样的志度。为私而贪者为不仁，为公而见钱廉洁者为仁者。廉洁的人不追求不应有的财物。所以，古 人云：“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即指官吏廉洁奉公，就是老百姓的表率：官吏贪赃枉法，就是残害老百姓的强盗。纵观古今中外仁者，他们共同的优 点就是不贪不义之财。
贪夫徇财，其害无穷。明代有位官员．因贪赃受贿，事发后跳井自杀。朱元璋听到此事后对群臣说：“彼知利之好，而不知利之害，
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他进一步发挥说：“君子闻义则喜，见利则耻，小人见利则喜，闻义则不从，是故君子舍生取义，小人则舍生为利，所为相反。今其人死不足恤。”礼部尚书就此议论说：“其事可为世之贪污者戒。” 7、告之以危而观其节
他是否有气节，当危难来临时让其处置，就会检验出他的节操。“告之以危而观基节”，就是指在识人时，告诉给你所要识别的对象出现了危难的情况让他处置，从他处理危难的情况来观察其节操。节操，既指气节情操，就是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和重大原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立场和道德方面的坚定性。
古人讲得好：“将受命之日刚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抱鼓之急则忘其身。”表现在人生道德情操方面，就是思想情感的正义性——勇于坚持真理，凛然伸张正义，绝不献媚争宠，始终正大光明，保持高风亮节，珍重国格人格。
范仲淹曾以直言而遭三贬，三起三落都不改其志，他为国为民，敢言敢谏，始终如一。他先忧后乐的精神，仁人志士的节操，对时人后人的影响都很大。正因为范仲淹重气节，其用人必然是多取有气节的人。这些有气节的人大都是敢于直言不讳，从而得罪了当权者，他们往往是以细故而被否认其大节，因而“不幸陷于吏议”， 且这些正直之士，大多是有真才实学者，他们被降职不用，实是国家的损失。因此，范仲淹在他身为边帅掌握实权时，力之所及，任用他们为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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