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到改革(2)

实冲突。而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之类的思想要求或政治号召，正是对于所谓“经济人”表现发起的道德审判与政治狙击。

不难发现，由于人性在现实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毛泽东推动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想与实践，一开始便注定落入四面树敌的不利境地，受到来自社会上下的思想夹攻与政治夹攻，因此势必需要在多条战线同时作战。这种奋战其实并非始于文革，而是早自五十年代初以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请注意毛的如下种种论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949.6）这里忧虑的对象还只限于农民群众；“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1953.6）这里责备的主要对象显然是党内领导干部； “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1957.3）这里斥责的对象无疑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1955）还有：“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1957.2）这里责难的对象进而发展到几乎所有社会成员，既有领导干部，也有知识分子，还有一般群众，但主要对象是前者，因为他们是实施和完成这种思想改造任务的凭借力量； “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1964.7）这里的警告对象还限于权力顶层中的个别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965.9）以及：“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1967.7）这里的矛头则进一步指向了整个权力中枢。

所以毫不奇怪，毛合乎逻辑地得出如下种种论断：“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1955）这是完全针对农民群众的；“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知识分子……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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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很远。……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1957.3）还有：“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转变，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1957.3）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1958）这是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中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1955） 他在审阅一份文稿时特意写了如下批语：“在讲社会主义的地方都加上‘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等字为宜，以区别人的改造尚未完成”（1957.6）还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1959.8）这是针对整个社会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1967.11）还有： “民主革命后……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1976.3）这是针对领导干部与党员队伍的。

还可以发现，毛泽东早就认识到，即使竭尽全力，要想彻底改变人性，亦即使人们完成思想上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最终能否取得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对此他并不十分自信，更不盲目乐观，而是言之谆谆，乃至忧心忡忡。他提醒：“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1953.6）以及：“……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1957.2）还指出：“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1963.6）其认识不可谓不清醒。

于是他对此一再申明，并反复告诫，例如：“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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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957.2）还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1957.3）以及：“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斗争，那就是错误的。”（1957.3）他还在文章中写道：“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957.7）并且在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时，特意为其加写了如下段落：“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1957.9）几天后又在讲话中进一步阐明：“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是对的，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1957.9）这些只是1957年间的言论，那时离正式发动文革还有八、九年之久。

后来，毛泽东继续沿着这个认识轨迹前进，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其关于这一社会理论与政治思想的文字表述，例如：“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1962.8、9）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1963.6）还有：“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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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1964.7） 以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经济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1964.7）以及：“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邪路上去。”（1965.1）对于党和国家来说，这真可谓“战斗正未有穷期”。

有鉴于此，像列宁的观点一样，对于社会上由此出现的某种恢复传统经济生产组织方式的苗头和表现，以及某些抗拒思想改造的行为与反抗活动，他也得出必须实行镇压和诉诸暴力的结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1962.1）“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1964.7）可想而知，这一步显然是势所必至的事情。以上这些还是1960年代初期的言论，那时离正式发动文革还有一到四年的时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这些主要观点与论断，远在五十年代初即已形成，并且一以贯之，并非始于其起意发动文革之时，也同后来文革期间发表的诸种言论的要旨完全一致。因此，与其说它们是表明毛陷于极左主义或激进主义政治误区的表现，不如说它们是印证发动文革必要性的逻辑思维论据；与其说它们是庸人自扰或杞人忧天，不如说它们是真知灼见与不刊之论。要想理解这些，只要把上述论断中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词汇，按照人性论的认识观念加以语言学转换即可。在完成了政治经济学上的这项概念重整和词汇变换工作之后，人们就会发现，与那些始终追随他投身于武装斗争等暴力活动，尤其是献身于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事业的所有同志们相比，他确实有先见之明。可以说，正由于他始终站得高，所以他总是看得远。

还在离文革正式发动前七、八年，毛泽东围绕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的一些谈话，也颇值得注意。他本来似乎是抱着求教的初衷和虚心学习的态度去阅读这部教科书的，结果大失所望，并且相当反感，从而为后来中苏两党之间爆发论战埋下了某些思想与情绪的种子。他指责“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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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1958）

显然，对毛来说，如果在人性表现面前俯首听命，妥协退让，默许人们屈从于所谓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支配与牵制，听任党内领导干部对此人性表现纷纷放弃斗争，转而改变态度以被动顺应之，乃至设法去主动迎合之，那就无异于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功败垂成。而放弃社会主义信仰，那就意味着其奋斗终生的政治事业前功尽弃。作为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不甘心落下这种败局，经过反复思量，终于下定决心，鼓起巨大的政治勇气，不惜甘冒“跌得粉碎”的政治风险，发起一场旨在挑战人性的战斗。这一壮举，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在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出自毛泽东笔下的如下一段文字，已经把发动文革的根本动机，包括目的、对象、重点和方式，完全交代得一清二楚：“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他还在别处进一步阐明其目标与重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9）在这里，以人性论与所有制结构这两个关键词观照之，毛发动文革思路的逻辑性，就变会得昭然若揭：对象——第一是屈从于人性现实而被迫借助于或乞灵于个人物质利益驱动机制的党内领导干部，第二是未能成功完成思想改造即人性改造的知识分子，以及人们普遍表现出来的“经济人”人性倾向；重点——即上述首要对象，因为他们属于主导性的社会政治力量；方式——抛弃此前形成的那些无助于甚或有碍于实现人性改造的教育内容与教育制度，以及文学艺术形式，代之以有利于或有助于人性重塑的革命化的革新形式，从而在所有制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后，使所有其他非经济性的社会领域实现与之配套的适应性转变；目的——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社会制度，使之保持效率与活力。

在毛那里，投入一场不同于此前国共两党之间军事斗争形式的新的斗争，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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