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些过剩资本则乘机囤积原油、煤炭、钢铁、房子,推高生产生活成本,而企业原有的消费不足又无法摆脱,只好限产保价,但这势必进一步减少需求,于是进一步减产,滞胀形成。
凯恩斯的诟病除了债务危机和滞胀,就是政府投资亏损。然而,经济学家对亏损的原因还仅仅停留在产权、寻租等微观层面上,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是万恶之源,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自由主义者据此攻击政府干预。
的确,凯恩斯主义的本质就在于他并没有解决宏观投资亏损的命运,只是让政府替代顶级投资,成为冤大头,出了力,还挨骂。凯恩斯主义尽管被称之为需求管理,但是他并没有提出系统性的反对均衡的理论,只是要求恢复到原有轨道上去,好比一辆偏轮汽车,换另外一条道路,还是会偏。
供给侧改革的前景展望
弗里德曼认为存在货币超发,这也是事实,因为宏观投资是亏损的,意味着该过程有货币漏出,即中间加工级产业的利润和工资储蓄,而为了保就业和社会稳定,政府又不得不扩大投资,央行甚至量化宽松购买国债,这其中的货币漏出制造了资产泡沫,最终形成长期通胀,也即这种货币发行方式是粗放的。弗里德曼还认为,经济系统的不稳定在于部分准备金率,因为所谓的货币创造实质是创造债务,而累积的债务总额远大于基础货币,一旦集中提现,则必然发生挤兑危机。
然而,他的看法还是没有看到根本,商业银行只是衍生了债务,而央行才是创造了基础债务。他的理想是均匀地按比例地发行货币,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因为该理想并没有改变货币的债务性,系统仍然受制于央行的债务约束。如果这些过剩资本借贷给企业,则形成企业债务危机。如果借贷给消费者,则形似次贷危机。
正是债务推动了经济周期的形成。因为原有的消费存量释放或外部的顺差带动了经济复苏,产出增加,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会抑制顺差,从而消费不足的问题暴露,加上规模效应,于是物价下跌,货币当局放松信贷,加杠杆,催生资产泡沫,形成繁荣阶段;随之将触发企业盈亏点,债务压力凸显,以及过剩资本炒作的房价推高了生产生活成本,企业被迫限产保价,而工人的收入降低进一步减少了消费需求,只有继续减产,形成滞胀;货币当局为防范通胀而紧缩,结果形成产出减少,物价下跌的萧条期,这就是完整的复苏、繁荣、滞胀、萧条四阶段,它是加杠杆减杠杆的过程,也是债务危机的形成到破灭的过程。
供给侧改革的前景展望
马克思对经济周期有深刻的认识,并将此归咎于剩余价值。 然而,根据剩余价值的定义,它是工人创造,又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工人创造的必然是实物利润,因为工人不是印钞工。马克思的另一句论断:“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资本论》第一卷188~189页)看起来令人费解,好像自相矛盾,实际上,“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实质就是实物利润,“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而是货币利润,“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说的是既需要实物利润,也需要货币利润。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必须是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都得到实现。但是,经济周期恰恰是债务推动的,大量的实物利润无法实现其货币利润。
马克思观察到的剩余价值实现是微观个体特例,而经济周期则是剩余价值未实现的宏观整体普遍表现,两者一个是货币利润实现,一个是未实现,由经济周期来否定剩余价值是不合逻辑的。或者说,经济周期是群体性剩余价值无法实现的结果。
问题的根本在于实现宏观的货币利润,但这是供给主义无法给与的。
供给主义源自自然经济的重农学派,忽视了货币的债务性,只关注交换的比例问题,形成所谓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念,将市场视为无限大,将自己的视角偏执于生产要素的提升上,认为提高经济竞争力即可摆脱困境,殊不知,在现代商品社会中,这意味着抢夺别人的市场份额,对于大的经济体是不可持续的。
供给侧改革的前景展望
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弗里德曼共同犯错的原因在于受供给主义的误导,没有发现货币利润的重要性,以及货币的债务性。吴敬琏非常反对投资,因为他观察到投资的效益低下,这实际是因噎废食。凯恩斯发现了投资的必要性,但未证明其不充分性。
需要做的是改变货币发行方式,消除其债务性,对投资需求进行价值补偿,实现其货币利润,新宏观主义的方案是储备需求,也就是央行市场化购买准公共品,社会免费使用。
二、供给主义的前景
下面图表为美国1982-1991年的实际经济路径。
由上可以看出,从1982年至1986,的确走出了一段繁荣路径,然而,随后却是5年的严重滞胀和萧条,而里根总统制造了有史历来最大财政赤字,被称之为赤字总统,拉弗曲线并没有出现,供给主义也被称之为没有凯恩斯名义的凯恩斯主义。美国1990年后之所以出现互联网浪潮,原因是负债率和物价已处于低位,而技术早已存在。
吴敬琏、余永定、贾康、周天勇、刘鹤等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均支持实施供给侧管理,同时要求提高赤字上限,也即是名义上改善供给,里子裹着凯恩斯主义,这样成功了就是供给主义,失败了则是凯恩斯的过错。
供给侧改革的前景展望
事实上,供给主义的主张在中国也不是小鲜肉,1995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即做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论断;时至今日,政府又应了吴敬琏所指,加强改革,简政放权,不搞强刺激,定向喷灌,但随之钱荒出现,PPI惯性下滑,经济持续走低,于是,不但降准降息,放松货币,准生二胎,刺激楼市,而且要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提高赤字,结果必然是债务高筑,提高上限,泡沫暴涨,而实体衰退,企业倒闭、老板跑路,工人失业。
即使为了恢复以前的顺差拉动,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创新高科技能在近十年内赶超美日欧吗?如果不能,那就还是要回归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有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因为工资成本上涨了。问题是原因是因为人口减少了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每年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呢?他们接着说,是因为教育和就业衔接不好。那不改教育,而放开二胎,失业人口岂不越来越大?
工资成本上涨的根源不是适龄劳动人口减少,而是房价房租高涨,是过剩资本推高了生产生活成本。放开二胎,降准降息,能去房地产库存吗?恐怕不能,因为这些二胎是有买房的愿望,而无买房的支付能力。如此,既然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刺激推高房价,期望房产投资拉动经济,难道不是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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