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牟宗三 徐复观 张君劢 唐君毅 合撰
道理。亦没有一个研究人类过去历史文化的人,不自认自己是活人,不自认其所著的书,是由他的活的生命心血所贯注的书,不自认其生命心血之贯注处;一切过去的东西,如在目前。但是一个自以为是在用自己之生命心血,对人类过去之历史文化作研究者,因其手边只有这些文物,于是总易忘了此过去之历史文化之本身,亦是无数代的人,以其生命心血,一页一页的写成的;总易忘了这中间有血,有汗,有泪,有笑,有一贯的理想与精神在贯注。因为忘了这些,便不能把此过去之历史文化,当作是一客观的人类之精神生命之表现。遂在研究之时,没有同情,没有敬意,亦不期望此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能继续的发展下去,更不会想到,今日还有真实存在于此历史文化大流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继续发展下去,因而对之亦发生一些同情和敬意。这些事,在此种研究者的心中,认为是情感上的事,是妨碍客观冷静的研究的,是文学家,政治宣传家,或渲染历史文化之色彩的哲学家的事,不是研究者的事。但是这种研究者之根本错误就在这里。这一种把情感与理智割裂的态度,忽略其所研究之历史文化,是人类之客观精神生命之表现的态度,正是原于此种研究者之最大的自私,即只承认其研究工作中有生命有心血,此外皆无生命无心血。此是忘了人类之历史文化,不同于客观外在的自然物,而只以对客观外在之自然物之研究态度,来对人类之历史文化。此是把人类之历史文化,化同于自然界的化石。这中间不仅包含一道德上的罪孽,同时也是对人类历史文化的最不客观的态度。因为客观上的历史文化,本来自始即是人类之客观精神生命之表现。我们可以说,对一切人间的事物,若是根本没有同情与敬意,即根本无真实的了解。因一切人间事物之呈现于我们之感觉界者,只是表像。此表像之意义,只有由我们自己的生命心灵,透到此表像之后面,去同情体验其依于什么一种人类之生命心灵而有,然后能有真实的了解。我们要透至此表像之后面,则我们必须先能超越我们个人自己之主观的生命心灵,而有一肯定尊重客观的人类生命心灵之敬意。此敬意是一导引我们之智慧的光辉,去照察了解其它生命心灵之内部之一引线。只有此引线,而无智慧之运用,以从事研究,固然无了解。但是莫有此敬意为引线,则我们将对此呈现于感觉界之诸表像,只凭我们在主观上之习惯的成见加以解释,以至凭任意联想的偶发的奇想,加以解释。这就必然产生无数的误解,而不能成就客观的了解。要成就此客观的了解,则必须以我们对所欲了解者的敬意,导其先路。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的运用,亦随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随之增加一分。敬意之伸展在什么地方停止,则智慧之运用,亦即呆滞不前,人间事物之表像,即成为只是如此如此呈现之一感觉界事物,或一无生命心灵存在于其内部之自然物;
再下一步,便又只成为凭我们主观的自由,任意加以猜想解释的对象,于以产生误解。所以照我们的意思,如果任何研究中国之历史文化的人,不能真实肯定中国之历史文化,乃系无数代的中国人,以其生命心血所写成,而为一客观的精神生命之争表现,因而多少寄以同情与敬意,则中国之历史文化,在他们之前,必然只等于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然而由此遽推断中国文化为已死,却系大错。这只因从死的眼光中,所看出来的东西永远是死的而已。然而我们仍承认一切以死的眼光看中国文化的人,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其精神生命是活的,其着的书是活的精神生命之表现。我们的恳求,只是望大家推扩自己之当下自觉是活的之一念,而肯定中国之历史文化,亦是继续不断的一活的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则由此研究所得的结论,将更有其客观的意义。如果无此肯定,或有之而不能时时被自觉的提起,则一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皆似最冷静客观,而实则亦可能只是最主观的自由任意的猜想与解释,在根本上可完全不能相应。所以研究者切实把自己的研究动机,加以反省检讨,乃推进研究工作的重大关键。
四、中国哲学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之地位,及其与西方文化之不同
如上所说,我们研究中国之历史文化学术,要把它视作中国民族之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来看。但这个精神生命之核心在那里?我们可说,它在中国人思想或哲学之中。这并不是说,中国之思想或哲学,决定中国之文化历史。而是说,只有从中国之思想或哲学下手,才能照明中国文化历史中之精神生命。因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之大路,重要的是由中国之哲学思想之中心,再一层一层的透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牟宗三 徐复观 张君劢 唐君毅 合撰
犹如从分散的枝叶去通到根干,似亦无不可。但是我们要知道,此分散的枝叶,同时能遮蔽其所托之其所托之根干。这常易使研究者之心灵,只是由此一叶面再伸到另一叶面,在诸叶面上盘桓。此时人若要真寻得根干,还得要翻到枝叶下面去,直看枝叶之如何交会于一中心根干。这即是说,我们必须深入到历史留传下之书籍文物里面,探求其哲学思想之所在,以此为研究之中心。但我们在了解此根干后,又还须顺着根干延伸到千枝万叶上去,然后才能从此千枝竞秀,万叶争荣上看出,树木之生机郁勃的生命力量,与精神的风姿。
我们之所以要用树木之根干与枝叶之关系,来比喻中国历史文物之各方面与中国之哲学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生命之关系,同时是为表中国文化之性质,兼表明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不能只用了解西方哲学思想之态度来了解。我们此处所指之中国文化之性质,乃指其“一本性”。此一本性乃谓中国文化在本原上是一个文化体系。此一本并不否认其多根。此乃比喻在古代中国,亦有不同之文化地区。但此并不妨碍中国古代文化之有一脉相承之统绪。殷革夏命而承夏之文化,周革殷命而承殷之文化,即成三代文化之一统相承。此后秦继周,汉继秦,以至唐、宋、元、明、清、中国在政治上有分有合,但总以大一统为常道。且政治的分合,从从未影响到文化学术思想的大归趋,此即所谓道统之相传。
中国历史文化中道统之说,皆非中国现代人与西方人所乐闻,但无论乐闻与否,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事实。此事实,乃原于中国文化之一本性。中国人之有此统之观念,除其理论上之理由,今暂置不说外,其事实上的原因,是因中国大陆与欧洲大陆,其文化历史,自来即不一样。欧洲古代之希腊城邦,势力分布于希腊本土,及诸海上殖民地,原无一统的希腊世界。而近代西方文化,除有希腊之来原外,尚有罗马,希伯来,日耳曼,回教等之来原。中国文化,虽亦有来原于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及昔所谓四夷者,亦有间接来自希腊罗马者,然而在百年以前之中国,在根本只是一个文化统系一脉相传,则是没有问题的。西方文化之统,则因现实上来原之众多,难于建立,于是乃以超现实世界之宗教信仰中之上帝为其统,由希伯来宗教与希腊思想罗马文化精神之结合,乃有中古时代短时存在的神圣罗马帝国之统。然此统,不久即告分裂。今欲使西方诸国家及其文化复归于统一,恐当在全人类合归天下一家之时。而中国文化则自来有其一贯之统绪的存在。这于中西文化在来原上的根本分别,为我们所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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