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刘红梅，王克强，“浙江省农村土地市场的实证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2
[23]陈庆根，廖西元，2001，“优质水稻生产投入与产出的经济效益评价”，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3
[24]查金祥等，“湖北农业微观经济组织运行现状的调查报告”，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8
[25] 林毅夫，2001，“我国城市发展和农村现代化”，中国宏观经济网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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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0年课题“西部开发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载《管理世界》2001年1月
[2] 见“胶东半岛上的第三次土地革命”，《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4月9日
[3] 见《2001年至2005年我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4] 杨学城，罗伊·普罗斯特曼，徐孝白，“关于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政策的实施过程的评估”，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1月
[5] Li, G. , S. Rozelleandl. Brandt , 1998, “Tenure, Land Rights, and Farmer Investment Incentives in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1998):63-73.
[6]见 复旦大学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土地制度》，2001年7~8月
[7] 刘红梅，王克强，“浙江省农村土地市场的实证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2月
[8] 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V·W·拉坦，宾斯旺格，1978）。
[9] 理论届当时对此的讨论和分析有许多，例如罗必良，“农业规模经济：理论与实证分析”，载《农经理论研究》，1991年5月；陈健，“规模经济质疑”，载《农村经济文稿》，1987年12月
[10] 据统计资料计算，在1978-1999年间，仅乡镇企业的劳动者增加量（9877万人）一项，就占全国非农产业中劳动者增加量（25259万人）的39.1%。如果再把农民在其他载体（如私营企业、个体企业、独自进城当合同工、临时工、保姆，经商等）中从事非农活动考虑进去，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就更大了（林毅夫，2001）。
[11] 这个论断建立在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的基础之上，现实中的土地调整可能是频繁的，下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12] 闲暇和商品的消费也可以为农户带来效用，但此模型中T是指可用于劳动的全部时间，所以闲暇已经隐含在初始假定中，而其他商品的消费可由货币收入在商品市场上购买。效用函数的线性形式则表明，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以及货币收入的两种不同来源之间是明显的替代性，这样的假定值得讨论，但确实使运算简化。
[13] 1999年中国农业的受灾面积达到49981千公顷，成灾面积26731千公顷，占受灾面积的53.5%，历年的统计数据则说明，每年的成灾面积的占粮食播种面积的21%左右（《中国统计年鉴》，2000）
[14] 杂交水稻的成功可能是一个普遍接受的例子，新品种的开发和无土技术的采用也体现了科技在农业中的作用，
尽管定量的技术进步因子数据尚未得到。
[15] 虽然α+β+γ的值与1的大小是一个重要的技术特征，但根据大量国际和国内经验研究的结果看，没有理由认为农业生产具有显著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罗必良，2001）
[16] 在前文提到的案例中，果树开发大户和种粮大户一般都得到了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信贷资助。
[17] 例如对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观察结果看，已有20%左右的农户放弃了农地经营（史清华等，2001）
[18] 见M·吉利斯等人关于传统农业的考察（M·吉利斯等，1998）
[19] 在前文提到的案例中，“反租倒包”等形式往往就由村集体发起。
[20]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耕者有其田”一直是农民最大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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