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经济解释与分析(5)

　　得土地使用权流转量：

　　ΔH* = R-H* =R-γ·（WAT+ eR）XY/（αWAYZ+βPKXZ+γtXY）（5）

　　三、比较静态分析

　　(5)说明影响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诸多因素，为了更清楚分析各外生变量如何影响农户的决策，可以对（1）到（4）分别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4）中 Kuhn-Tucker乘子λ>0表明，当成本投入超过预算约束时，效用就受到惩罚。因此初始禀赋贫乏、缺少金融市场支持，制约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大量投入。对于具有农业生产比较优势，试图大规模开展农业生产的农户，他们本是流转土地最大的需求者，但是严格的预算约束将制约对土地的需求。这可以解释在各种非正规或正规的金融制度安排可得性高的地区，土地的流转程度也较高[16]，同时也说明建立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对于促进土地流转、改变农民恶劣的初始条件将有积极意义。

　　（1）中的X可视为经济转轨过程中，农户劳动力的真实机会成本，且эL/эX<0 ，表明农业生产雇工工资WA越高、农户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期望净收入p1WI越高，农户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时间越少，这可以解释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对土地经营出现明显淡化的现象[17]。这些淡出农业生产的土地，理论上成为土地流转的重要供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发达地区流转程度高。

    现阶段影响X的制度因素主要是户籍管理制度和城市企业招工制度，以及其他产业能为农民提供的工资水平。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刚性和过去延续多年的户籍制度的束缚，农民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的成功率不高。即使已经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者，办理各种居住证、就业证等就业管制措施提高了农民就业的成本。而在近年的结构调整过程中，城市职工下岗和失业情况严峻，使得地方政府加大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的管制力度。已有的研究也证实了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显著地影响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活跃和有效性（姚洋，1999）

　　（2）中的Y可视为农业生产资本投入的价格，且эK/эY<0 ，эL/эY>0 ，эH/эY，表明当机械、化肥等资本价格上涨时，农民减少资本投入而用更多的劳动和土地予以替代是理性的行为。这可以解释一些旨在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措施，并没有在广大的农村普遍推行，可能是由于增加的收益不足以抵偿成本的上升，大部分传统农业生产地区维持了较多劳动、较多土地对资本的替代，经济越是落后的地区这样的替代越为明显[18]。

　　（3）中的Z可视为农户将土地投入农业生产的真实机会成本，且эH/эZ<0，更为确切的分解为эH/эt<0，эH/эp2<0，эH/эPR<0，эH/эe>0 。第一项负值表明，农业生产的费用负担越重，农户投入农业生产的土地越少，或者说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越小。第二和第三项负值表明，土地流转的可能性越高，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净收入越高，农民保有的土地将越少，实施流转的土地越多。第四项正值则表明，土地为农民提供的非货币效用越多，农民保有的土地越多，实施流转的土地越少。

　　而分别决定这四个外生变量的制度因素主要是：

　　①农户的费税负担和费税制度改革的情况。政府从1998年致力推行的农业生产费改税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农民负担过重、农业生产积极性不足而作出的政策调整。

    ②土地承包制的稳定性。已有的研究表明尽管稳定的地权对产量的效果不明显，但对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姚洋，2000；罗伊·普罗斯特曼等，2001）。从土地流转角度看，高频度的的土地调整等于对农业生产征收一种随机税。所以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对出让方和受让方都是重要的保障。它使前者减轻失去土地的担心，后者则更有动力对农业生产进行长期投入，从而提高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概率。

　　③村集体的政治决策。我国法律对农村土地产权的界定是：1984年的《宪法》规定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1988年修改的《宪法》补充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此后，国有城镇土地有了转让程序和办法，农村集体土地仍然没有转让的程序和办法，没有形成规范的使用权流转制度。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村民委员会又是农村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所以村集体的政治决策将明显地影响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从目前土地流转的各环节来看，行政操作的痕迹不仅清晰可见，而且在有些地区构成整个变革的“主线”[19]。另一方面，即使这种流转完全出于自发，依旧离不开行政审批认可这一程序。没有规范的程序和办法可依，在为以后的土地纠纷埋下隐患的同时，也给村干部的寻租行为提供了空间。所以，如果考虑游说村干部的费用以及流转合同的不完备，土地流转给农户带来的净收益将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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