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他山之石：西方福利国家产生的历史原因——福利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各种需要分为五个层次，依次序上升。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社交需要；4.尊重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⑼其中生理需要是人的各种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的一种，是对生存的基本需要，它是推动人的行为的最强大的动力。如果人的这种最基本的生理机能需要得不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人的生存就会很困难，他的生命就缺乏最基本的保障。因为他的生命的存在缺乏最基本的保障，他就会为此而无视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在人的需求的五个层次中，生理和安全需求是低层次的需要，是人的本能的对生命延续的需求。在低层次需求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前，对大多数一般人来说，很难产生高层次需求。这种低层次需求，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不同的内容和含义，对其需求满足的程度要求也有所不同。在同一个时代，大部分人的对低层次（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构成了社会平均的低层次需求水平。个人与社会平均的低层次需求水平之间的差距过大，其满足程度过分的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会使人产生强烈的对低层次的需求。
当人的低层次需要，生理、安全需要不能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时，人就可能会挺而走险，尤其是对青壮年来说，青春的血液使他们不可能坐以待毙；当这个人群占人口的较大比例甚至是占多数时，暴力革命就必然爆发。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统治者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是有正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公正、正义价值观念的追求，西方各国终于先后形成了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的理念并予以实行，使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相对平稳的发展起来。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有劳动能力而不从事劳动，靠流浪乞讨生活的人被视为懒惰。在工业社会，大工业形成大市场，市场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在冷酷的市场竞争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成为赢利的工具，一切不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个人都被无情的抛弃。疾病、伤残、老龄化、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减员、技术进步、个人技术知识的老化、陈旧过时、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等等，都可能使非懒惰的人们失业，丧失生活来源，使他们陷入无以为生的困境。他们是工业化、市场竞争的牺牲者。这种牺牲也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使他们可能组织起来敌视、反对、对抗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与不合理。如此，社会阶级矛盾就趋于尖锐的对立。如何对待、处理这种矛盾，各国统治者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既表现在政治制度方面，又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公正与正义的追求不同。这里，主要由知识分子形成的对社会公正、正义价值目标的文化氛围，是政府采取不同政策的基础因素。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当人民无法为自己获取一种对于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时，……，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并且为人民提供这种东西。理查德·蒂特马斯说：政府越来越被认为是有适当的职能，甚至是义务去解除穷人，甚至是社会所有阶级的痛苦与张力。比特里斯·韦伯认为：政府全面的保护所有个人的政策，是一个对症下药的、满足公民最低需要的政策。⑽
福利国家的出现，正是在这种社会需求和社会公正、正义的价值观念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政府出面提供与个人及家庭收入相应的最低收入保障；二是政府有责任帮助个人和家庭抵御社会风险可能带来的危机；三是政府保证所有的个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享受尽可能最好的、不确定上限的服务。⑾福利国家是工业化时代国家社会功能的具体体现。
在社会实践方面，西方社会出现了二种不同的模式，一种传承英国的《济贫法》传统，以有选择的补救和扶助贫困者和贫困家庭作为政府社会功能的基本出发点，一种因袭德国的《社会保险法》，以制度性的阶级调和作为政府社会干预的基本措施，使社会各阶级都承担工业社会的风险。这两种模式相互影响，成为西方建设福利国家的蓝本。总而言之，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市场本身无法回避和克服的缺陷，迫使国家不得不利用政治权力保护公民免受社会风险，成为建设福利国家的基本共识。在这种共识的指导下，西方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以30%左右的税率将财富从个人征收到国家手中，然后将其中的30%—80%转移支付到社会各阶层。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转移支付率占平均税率的30.7%，西德为55%，瑞典为78.9%，英国为78.4%。⑿根据社会转移支付率占平均税率的比例，瑞典和英国是典型的高福利国家，国家福利功能大，美国是低福利国家，国家福利功能小。国家福利功能小并不一定意味着福利小，因为福利可以来自于国家，也可以来源于市场和社会。目前流行的学说是以福利社会取代福利国家，救济式的消极扶贫转向积极的福利政策。但无论如何，社会福利保障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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