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和谐社会概念是一个富于创意的表达，它准确地把握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把握了现代性至今难以化解的矛盾，也显示出社会学中的一条基本思想脉络。
和谐社会目标和任务的提出符合现代性从旧式到新型的发展趋势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谐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了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于是人类“向地球发动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战争”（参见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当代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巨变，进一步推动了对旧式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和反省。人们越来越省悟到，人类对自然的掳掠和人类的自相奴役，是与人类的自我解放不相容的；现代性就其实质和目的而言，不是科学技术的解放而是人类自身的解放，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巨大的生产力，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手段；科学技术之所以在现代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只取决于它能够服务于人的完善、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解放目标的实现，否则，它的任何成就都是可疑的。这样，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世界性潮流和趋向。
社会和谐和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提出，不仅符合现代性在当代进展的趋势，而且也是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精华的继承和弘扬。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文化学术遗产，其中关于“和谐”、“和合”的思想同样十分丰富。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两个最主要的基本思想：一是人伦和谐；二是天人协调。人伦和谐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天人协调是说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创立的“和合学”，在全面总结、提升古代的和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化解冲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心灵和谐的战略构想。
总之，新型现代性标志着不断促进社会的和谐，提高社会的和谐度；而旧式现代性则意味着人与自然的不协调、人与社会的不和谐。这是两种现代性的本质差别。社会和谐和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新型现代性的日益自觉。
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提出是对新型现代性的积极回应
应当看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对以往的历史和知识问题的简单回复，而是反映了我们党对现代性过程的实践和理论，以及中国社会的经验现实提出的根本性问题，所作出的积极回应。
现代性过程正处于历史性的转折时期。在西方古典现代性阶段上，前现代社会的余韵启发了西方社会思想家的一个质朴的信念，即社会有如一种生命体，通过自然的生长和进化，可以向理想社会稳步推进。但是，旧式现代性的实际过程，使个人、社会和自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大战、奴隶制、贫困、集中营、核武器、种族灭绝、文明冲突、世界的东西隔离、南北分野等等，颠覆了这种历史进步信念的脆弱基础。西方社会学也一再对这些畸形的社会事实进行审视、反思和批判。然而，迄今为止，这类思考还不足以对和谐社会的问题给出睿智的回答。这也说明，如果我们仍然依循旧式现代性的路向，以“人”和“社会”的满足为目的继续掠夺自然，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是无法弥合的。
马克思当年立足于西方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事实，揭露了异化社会的实质，指出“本真劳动”向“雇佣劳动”转变的结果，使资本具有了生命，人却丧失了尊严，并形成了恢复劳动的本真性和向人的自我状态回归的宏伟构想，阐述了人类解放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趋势。在这种革命批判型社会学理论指向下，涌起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波澜。苏联建立了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发达的行政官僚体系的经济基础。集权、强制和压制性的社会结构瓦解了社会行动主体多元并立的利益格局，摧毁了真正的社会公共生活，也在事实上虚化和消解了人的解放。这一模式重演了西方旧式现代性的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失谐。苏联的解体使我们必须弄明白和谐社会的理念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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