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对策探讨(2)

（三）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影响。

相对世界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当前，我国农业资源开发的主体是农户和企业，由于许多农户信息不灵，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往往不知所措，再加上加工、销售企业都是各自为政分散经营，技术手段落后，功能单一，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分散型”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于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难以抵御市场风险和参与市场竞争。由于缺乏市场信息，因而进入市场需冒极大风险，导致农民收入加缓慢，我省农民组织化相对全国而言程度更加低下，信息更加不灵，加之市场机制不健全，这些因素也严重影响我省农产品的竞争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四）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移难。

当前，农民的生活来源并不多，进城打工对许多农民来说很重要。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导致农村人口、农村劳动力转移难。相较全国而言，我省是传统的农耕经济省份，城市化水平更低，全省除省会贵阳外，再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遵义、六盘水、安顺、都匀等城市也只不过二十到五十万人口，余下的各地、州、市人口一般不过十余万，绝大多数的县（市）人民政府驻地多则五六万，少则万余人。由于城市化水平低，且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加之小城镇发展缓慢，进而影响乡镇企业的发展，又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进而使二、三产业的发展受阻，久而久之，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怪圈。贵州的城镇化发展进程又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贵州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难的问题，难到什么程度就不言而喻了。

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农村只有紧紧围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来考虑，以战略的高度重视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行战略的产业结构调整。

（一）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缩小“三大差别”。

由于小城镇的发展缓慢而阻碍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那么，建议在全国、在我省应优先发展小城镇，小城镇中的国有企业少，多以市场经济为主，几乎不存在体制福利包袱，城镇居民中农村人口转化占大多数，就地转移人口体制障碍较小，由此可证明，我国目前城镇化的发展重点应该是优先发展小城镇。小城镇发展了，农村二、三产业也相应得到发展，让农民离开土地，向小城镇转移，农民减少了，同时也容易致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向小城镇转移，扩大农民就业和增收入空间，着重增加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同时由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自然也会对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缩小“三大差别”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大力调整农业布局结构，尤其是调整农业内部各有关产业的不平衡状态。

首先应调整农业布局结构，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化布局。我国幅员辽阔，气候条件多样化，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区域特点、生产习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时的模式和产品发展方向的必然不同，因而各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时应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突出特色，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模式。

围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要在全国各、我省各地、州、市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尽快在全国、我省各地区、各县范围内形成一批产业关联度大，技术水平高，经济实力雄厚，劳动能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团，再通过龙头大企业把市场信息，适用技术和管理经验带给农村产业，进而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有机结合，解决各地农户分散经营与省内外大市场的连接问题，从而推动农产品优质化、农业生产布局区域化和农产品深加工的进程，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向前发展。

在全国各地、我省各地、州、县市，尤其要注重调整农业内部各有关产业失衡的状态。加快调整种养结构，把畜牧业、养殖业培育成农村新的支柱产业，积极发展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和有机食品等特色农业，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渔业，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施沼气工程，发展加工—养殖—沼气—种植四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发展产品加工和深加工、精加工，实现农业效益的最大限度化。各地州县（市）还要结合退耕还林，有计划地发展中药材、优质果品等生产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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