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诚信问题的经济学思考(2)

　　非诚信行为的收益包括货币与非货币的收益、当前与将来的收益、有形的与无形的收益等。会计造假的受益人很多，单位的领导和高级管理人员、主管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可以因为“业绩优秀”而谋取更高的职位，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誉；帮助做假的中介机构可以因为“增加业务”而得到更多的收益；甚至职工也可以因为单位“效益好”而多拿工资奖金……，同时，非诚信行为的收益高而成本低、风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有多少人能自觉地恪守诚信原则呢？在非诚信行为的收益超过成本时，非诚信行为就会增加。两者的差距越大，社会平均的诚信水平越低。整个市场诚信水平的下降必然导致会计诚信水平的下降。

　　维持和提高会计诚信水平的途径

　　诚信不只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不只是一个行业的问题，也是一项紧密联系的社会系统工程。

　　1、加强司法和政府监管力度，发挥法律和行政力量

　　加强法制和政府监管，是用非市场力量抑制市场制度的弊端。

　　（1）从有关会计的法制建设来看，目前需要解决惩治造假的“精确制导”问题。所谓会计法治的“精确制导”是指：明确由什么人启动对会计欺骗的诉讼程序，改变“民不举、官不纠”的局面，使违法企业浮出水面；明确规定会计真实性的具体法律标准，降低名义上的要求，锁定少数违法企业和最恶劣的行为，解放大多数企业；明确规定企业负责人是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唯一责任人，把会计人员解脱出来，集中打击关键目标；明确区分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瓦解两者的欺骗联盟。此外，为了改进会计的法制建设，还需要研究司法会计，提高立法和执法的科学性。

　　（2）从有关会计的政府监管来看，需要解决监管的责任问题。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就是要解决防止造假，惩处造假，以及严格执法问题。过去企业都有上级主管，企业出了任何问题上级都要受牵连。上级对企业的监管是预防性的，逐级监管，有完善的控制系统，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很困难。现在上级没有了，监管的责任转移到综合部门。综合部门的权力很大，但只管“灭火”不管“防火”，只有假冒伪劣商品生产出来，已经上市，甚至死了人或媒体已经曝光，或者领导人有了批示，这些部门才开始行动。预防性的监管责任应当归属于谁？监管部门不作为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如果不明确，就无法改变当前没有人承担责任的局面。

　　（3）从有关会计的制度规范来看，与会计造假有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频繁的会计制度改革，破坏了会计数据的连续性，每一次改动必然给企业提供一次洗牌的机会和造假的手段。因此，会计技术规范的出台要慎重，要有相对的稳定性。

　　2、加强社会监督与评价机制，发挥社会力量

　　是否遵守了道德标准，要靠社会舆论和公众的评价，而不仅仅是法院和政府认定。没有舆论支持的道德标准，只是纸面上的道德标准。目前对于造假账的舆论谴责已经给企业、会计师和审计师造成一定的压力，但这种谴责大多是针对整体而非具体企业，多数是学术性、政策性的而非实用性的。我们还缺乏评价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环境、社会力量和动力机制。因此，要在法律上明确，根据公开的财务报表对上市公司所作的分析，属于言论自由，不构成名誉侵权。应当建立和培植揭露虚假会计信息的市场力量，以改变目前造假力量大于抑制力量的失衡状态。

　　从有关会计诚信现状来看，加快建立社会信用监督体系，是我国目前迫切要完成的大事。规模先进的信息数据库将记录着大量企业与个人的资金往来与商品交易的种种资料，可以提供客户查询，一旦有不良信用的记录，在工商注册、银行贷款、消费贷款、个人信用卡服务以及人才聘用等，将受到制约。相反，为鼓励获得守信等级高的企业将可优先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或为其提供高额度的贷款。一些专家还建议，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国现实情况，制订可实际操作的《信用法》。尽管这需要时间，但是势在必行。就现阶段而言，要很抓行业监管，查处虚假行为，增加失信者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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