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研究(3)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根本因素。我国居民消费近几年约占最终消费的73%左右。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下降，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有直接关系。2000年—2007年，这一比重从65.5%下降到57.5%，下降8个百分点。同期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51.4%下降到39.7%，下降11.7个百分点。再从储蓄率变化看，1999年—2007年，我国总储蓄率从37.1%提高到51.8%，提升14.7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储蓄率从14.6%上升到18.8%，政府储蓄率从2.6%上升到10.8%，而居民家庭储蓄率从19.9%上升到22.2%，仅提高2.3个百分点。这说明，投资率持续上升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储蓄率上升的结果。因此，纠正投资和消费失衡的治本之策，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首先，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现象，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充分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的调节作用；逐步在各类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工资随着企业效益的提高而相应增长；引导企业依靠改善管理、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益，减少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实现利润和工资双增。其次，加大政府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消费率下降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密切关系。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大众消费是消费的主体。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越大，整体消费能力就越强。因此，应加大“调高、补低、扩中”的再分配调节力度。第三，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和中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并相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政府投资结构。政府储蓄应主要用于增加公共财政支出，缩小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缺口；加快建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企业职工和包括农民在内的城乡居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政府投资应主要转向公共事业领域，尤其是地方政府应减少生产建设投资。国有企业资产为全民所有，应继续通过国有股减持等途径划拨一定比例的国有资产用以扩充社会保险基金，其增量直接用于做实个人账户或提高保障水平。国有企业储蓄应更多地用于增加全民福利，为此可以适当提高中央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比例。

　　（二）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2001年—2008年，我国服务业年均增长10.8%，略高于GDP增速。但从总体上看，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2008年与2000年相比，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从45.9%上升到48.6%，其中工业的比重从40.4%上升到42.9%，而服务业的比重仅从39%上升到40.1%。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收入经济体为72%，中等收入经济体为59%，中国为40%。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尤其是同国内庞大的工业规模相比，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这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

　　加快发展服务业具有战略意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主要依靠服务业带动，并且创造出比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高得多的国民收入，就是因为服务业特别是信息、研发、金融、物流、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发展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产业分工体系有重大作用，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和经济现代化水平。在制造业的价值链中，生产加工属低附加值的环节，而处于前端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和处于后端的品牌培育、市场营销属于高附加值的环节。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所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生产性服务业越发展，对各类高中端人才的需求就越多，从而可以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发达国家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型，集中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渗透和融合，成为制造业技术、知识密集的心脏和起飞的翅膀。我国经济之所以能耗物耗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缺少国际品牌和核心竞争力，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物质资源的“硬性”要素投入为主，而生产性服务等“软性”要素的投入严重不足。因此，加快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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