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警角色定位看基层基础建设(2)

　　第三，人民警察的职业要求，决定了公安队伍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奉献和牺牲。公安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当警察既是光荣神圣的，又是辛苦劳累的，常常是风里来、雨里去，有时还要直接面对真刀真枪、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经受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具有较高的职业风险。就全国而言，公安机关可以说天天有牺牲、时时有流血，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的一支队伍。从世界范围来看，警察也属于高风险职业，在全球十大危险行业中排名第三，仅次于矿工和战地记者。因此，当警察就必须要有吃苦受累、奉献牺牲的思想准备和精神境界，这是警察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集中体现。而现在有些同志对当人民卫士缺乏应有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职业自豪感，往往与其他政府部门攀比，只想坐机关，不愿下基层、上一线，存有怕苦怕累思想，这就偏离了人民警察的职业要求。

　　二、造成角色定位不准问题的深层原因

　　深入剖析角色定位不准的问题，其中既有历史的积淀、也有现实的困扰，既有主观认识的偏颇、也有客观环境的影响。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长期的封闭环境和超低发案率，导致警务工作模式的相对静态，这是角色定位不准的历史原因。八小时常日班工作制和坐堂办公、坐等接警的警务模式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是长期形成的，应该说，这种模式与当时的静态封闭环境和超低发案率总体上还是相适应的。建国后直至“文革”前，我国社会治安一直处于超常稳定状态，社会管理比较严密，社会风气比较好，外来人口几乎没有，各类案件也很少，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大量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流动人口急剧增多，刑事发案高位运行，社会治安日趋动态复杂。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不能及时转变观念、转换机制，依然囿于旧有的模式，以不变应万变，就无法有效地驾驭社会治安局势。

　　（二）现行体制下形成的公安组织管理体系，导致行政机关化的色彩比较浓厚，这是角色定位不准的客观原因。目前我国在立法上对公安机关是政府组成部门、人民警察是国家公务员的规定比较明确，而对“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这一特有属性，包括人民警察法在内都没有具体明确。现在，公安机关主要还是按照行政机关的模式进行管理，许多方面带有浓厚的机关色彩，政府部门、社会各界也习惯于把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机关来认识和对待，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对自身角色定位的正确认识。在机构设置上，尽管公安机关对行动性机构普遍实行了队建制，但本质上仍然是与行政级别一一对应的，没有充分体现出战斗实体和纪律部队的特点。在人事管理上，民警职级走的是公务员序列，而公安机关队伍大、职数相对偏少，客观上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加之受到社会大环境和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导致一些民警把进机关、提拔晋升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追求和价值衡量标准。在民警录用和教育训练上，现在招警主要是依照公务员考录的程序进行，学历要求比较明确，而反映警察职业特殊要求的标准则比较模糊；公安院校学历教育成份比较多，而职业技能训练则相对不足，以至于一些民警对警察是战斗员的角色意识比较淡薄。

　　（三）思想政治工作的公安特色不够鲜明，导致警察价值体系还不完备，这是角色定位不准的主观原因。人民警察的性质、任务和职业特点，要求我们必须把政治建警放在首位，大力弘扬忠诚可靠、秉公执法、英勇善战、纪律严明、无私奉献的新时期人民警察精神，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职业特色的警察价值体系。应当说，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对思想政治工作一直高度重视、抓得很紧，但又存在着与警察职业要求、民警思想实际结合不够紧密的问题，往往是讲大道理和一般性号召、原则性要求比较多，而对警察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职业规范的教育有所忽视，对警察的本质是什么、应该干什么、岗位在哪里这些基本教育比较少，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强。教育引导的不到位，导致一些民警模糊了警察职业操守的底线，往往把基本的标准看作过高的要求，把应尽的责任视为额外的付出，人民警察的职业价值观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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