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破坏监管秩序罪打击反改造犯罪的几点看法(2)

四是殴打、体罚或者指使他人殴打、体罚其他被监管人员。所谓体罚，是指采取罚跪、罚站、罚冻、罚饿、罚晒、不许睡觉等方法给被体罚人造成肉体痛苦。

五是破坏监管秩序行为，只有在情节严重时，才构成犯罪，所谓情节严重，一般指多次殴打监管人员或者为抗拒改造而殴打监管人员或者殴打监管人员致伤的;多次组织其他被监管人破坏监管秩序或者组织的人数众多或者建立了较严密组织形式破坏监管秩序的；多次聚众闹事扰乱监管秩序或者聚众绝食影响恶劣或者聚众冲击办公场所毁坏财物的;多次殴打、体罚或者指使他人殴打体罚其他被监管人或者致人伤害的;兼有本条所述的多种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或者成为“牢头狱霸”的。例如适用破坏监管秩序罪打击犯罪比较典型的王斌案。王斌，2002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同年到河南省豫北监狱服刑。王斌入狱期间，4次因生活琐事殴打其他犯人，顶撞、辱骂监狱民警，拒不接受改造，5次被关禁闭但仍不悔过。2004年5月豫北监狱根据其改造表现立案侦查，王斌涉嫌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新乡市凤泉区检察院以此罪名对其提起公诉。 6月30日新乡市凤泉区人民法院对王斌以破坏监管秩序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听到判决结果时，王斌一反常态痛哭流涕，叫悔不迭。 对于服刑人员，我们经常讲的是“以理服人”，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方式并非路路畅通，此路不通的情况下，则可以让法说话，“以法服人”。本案说明当说服教育难以起作用，罪犯对抗改造，监狱并非无计可施。

   三、当前对破坏监管秩序罪打击不力的原因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监方略的深入实施和不断强化，监狱打击狱内犯罪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仍有一些严重破坏监管秩序的罪犯因为“不想诉”“不能诉”“不会诉”“诉不了”而置身法外，没有受到应有的刑罚，监管秩序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究其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1、诉讼意识有待于提高。有的民警习惯了传统的管理方法，奉行“三句好话抵不上一个棒棒”，虽然方式简单粗暴，但较之思想教育和立案侦察快捷、容易，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部分民警迷恋传统管理方式的根本所在。另外，随着监狱行刑过程中法治与文明的不断演进，对监狱警察执法要求的逐步提高，有的民警由于把握不住法律和政策的界限，陷入了每当强调依法文明管理，就害怕违法而缩手缩脚，不敢对罪犯进行大胆管理；每当强调依法严格管理，就违法使用惩罚性权力，导致打骂和违法使用警戒具等现象增多的怪圈。极左极右，时紧时松几经反复之后，使民警无所适从，有的民警索性对个别反改造尖子避而远之，“无为而治”。

2、证据意识有待于加强。破坏监管秩序罪在刑法理论上近似于接续犯，强调行为的“情节严重”性，一般具有“多次”、“多人”、“多事”的特征，这增加了为案人员收集、固定证据的难度。有的犯罪嫌疑人、证人、受害人释放或调动；有的犯罪物证、书证污损、遗失，如果相关民警平时不重视整理个案、固定证据，以上情形都可能导致立案时“物是人非”、甚至是“物非人非了，从而直接导致“退补”、“存疑不诉”、“诉讼不能”现象的发生。

3、现场意识有待于转变。现今监狱押犯的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如笔者所在单位涉黑、涉毒、涉恶、职务犯罪的在押人数逐年上升，所占押犯比例较八年前多了近一半。另一个趋势是罪犯的文化素质、法律意识有了一定提高，可见未来狱内犯罪隐蔽化、长期化会更加突出，暴力化、智能化会更加明显，团伙犯罪、内外勾结犯罪将会不断增多，重大恶性案件发生的比率将会上升。就破坏监管秩序犯罪而言，突发性、暴力性、组织性应该是今后的主要犯罪特征，犯罪分子将更加狡猾和凶残。实践中，我们更多的是注重了对“出头鸟”的打击和“四无事故”的防范上，对一些“大法不犯，小错不断”、“煽风点火，隔岸观斗”的犯罪分子鲜有办法。究其原因，根本上是偏重于犯罪结果地的防范，忽略了对犯罪策划地、犯罪行为地的监控。一句话，对犯罪现场缺乏全面监控，对破坏监管秩序罪的行为缺乏全面研究。犯罪现场应该是包括“三大现场”在内的一切犯罪行为的实施地点和场所，这就要求民警不仅对重点人员工作期间的行为明了于心，对其它时间的活动也要洞悉在胸，记录在案。只有透过一个个彼此相关的现场行为，才能全面客观反映破坏监管秩序罪犯的主观恶性，才能进一步完善证据，真正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为打击犯罪奠定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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