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国内研究综述(2)

　　中国学术界对鲍德里亚的研究仅短短十余年，以2000年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早期进行鲍德里亚研究的多是文艺批评界的学者，此期发表的论文也以书评介绍性的文章居多，如盛宁《危险的让·鲍德里亚》、王岳川《传媒与沟通：对后现代文化交流的透视》、季桂保《让·鲍德里亚大众传媒理论述评》等。2000年以后，更多的运用鲍氏理论对中国文化现实进行批评研究的论文开始涌现。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拟像”、“仿真”、“象征社会”等理论，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同时也成为解读当代社会文化现实的重要理论资源。在中国学者对鲍德里亚的接受过程中，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1.中国学者对鲍德里亚的接受与他的理论发展顺序并不吻合，是从晚期的“仿真与拟像”开始，再到早期的“消费社会”，暗含了一种时空错乱的特点。2.在对鲍德里亚的理解中，中国学者往往过于关注鲍德里亚前后期的变化，即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变化。这种观点一方面来源于西方思想界确实存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性更迭，另一方面也直接来源于西方学者，如斯特、斯蒂文森合凯尔纳等人对鲍德里亚的解读。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对鲍德里亚的理解其实就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在《冷酷的回忆》（1991－1995）中，让·鲍德里亚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20岁是玄想家（pataphysician）；30岁是境遇主义者（situationnist）；40岁是乌托邦主义者；50岁横越各界面；60岁则搞病毒和转喻。”这种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同时也给我们的深入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还相当大。
　　
　　参考文献：
　　[1]曾军.鲍德里亚走出了马克思？——从中国学界对鲍德里亚的误读谈起.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5).
　　[2]Jean Baudrillard. Cool Memories II.Duke Univerisity Press，199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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