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罹患者的天堂

　　关键词：乔治·奥威尔 托尼·莫里森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摘 要：英国政治讽刺作家乔治·奥威尔与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两人作品之间的不同点远远大于相同点，但是，本文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独特的视角，以《一九八四》的未来世界为参照，着重分析托尼·莫里森在小说《天堂》中塑造的精神天堂的寓意，从而得以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崭新视角对莫里森的作品重新审视，使其作品在前人总结的黑人文化和女性主义两大特征外，挖掘出新的自由主义的特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属于一种心理学疾病，得名于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一次绑架案。当时该市一家银行遭抢劫，几名女职员被劫匪关到地下室。数天后，警方虽成功解救了人质，却意外发现人质对绑架者产生了明显的好感。后来，这种被确认的社会心理疾患就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被称为人质情结，具体是指被绑架的人质对绑架者产生某种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
　　据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人在求生欲和自保意识作用下的本能反应，一般地说，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有某种力量能使你切实感受到一种无可逃避的恐怖和紧张，你的身家性命，一切的一切随时都可以倾覆；而在何时何处倾覆，或者是不是一定倾覆，则取决于施力方；2.施力方会施予种种小恩小惠，特别在你已经绝望的情况下，从而让你感恩戴德；3.你与外界的交流完全隔绝，你所能得到的信息和思想，完全都是施力方所能控制、经他挑选后所给予你的，简而言之，你被他导向；4.他会让你随时感到，除了顺从他、听他摆布，你无路可逃①。这四个条件一旦具备，就形成了一个框架，人质一旦置身其中，就很可能会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症状具体表现为，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有一个制造者。这个制造者可以是一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团伙或一个组织，甚至是一架国家机器。同样，作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罹患者，可以是一个两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整个国家。
　　对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来说，斯德哥尔摩症这种社会心理现象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并从内心深处本能地感到恐惧和反感。因此，他们作品中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这种情绪，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描写的未来世界阴森而恐怖，绝非人们想象中的高科技天堂。在这个社会中，世界被分成三个巨大的国家实体，彼此厮杀不已。在主人公所在的大洋国内，领袖“老大哥”高于一切，英社党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思想警察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电幕随时随地监视着每一个人。人们互相警惕、相互监视，胡思乱想变成了极为危险的事情，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警察带走，从此在人间蒸发。由于信息被严密控制，人们在谎言中被心甘情愿地改造成思想的奴隶。小说中代号6079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是英社党外围成员，在专司谎言制造的真理部工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发现了一张党的集会的旧照片，上面有后来被控为卖国罪的三名党的领导人的合影，而这是与党的历史相冲突的。他以为找到了从信念上对付党的证据，并力图在真理部制造的谎言中找到事实的真相。但是，他最后却发现，在双重思想面前，任何不合理的事物都能够被忽略或忘却，正如思想警察奥布林所说的：过去并不客观存在，它只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中。“党控制全部记录，我们控制全部记忆，因此我们控制过去。”②
　　思想警察并不急于从肉体上消灭异议分子，而是在施加巨大压力的前提下（包括肉体上的严刑拷打），又不时给予小恩小惠和喋喋不休的说理:
　　
　　他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么爱他，这不仅因为他停止了痛楚。奥布林是友是敌，这无关紧要的感觉又回来了。奥布林是个可以同他谈心的人。也许，你与其受人爱，不如被人了解更好一些。奥布林折磨他，快到了神经错乱的边缘，而且有一阵子几乎可以肯定要把他送了命。但这没有关系。按那种比友谊更深的意义来说，他们还是知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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