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文化的冲突血脉的融合—《灶神之妻》的文化解读(2)

    “母爱女孝是父子伦理的变体，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家庭伦理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华裔作家也擅长通过母爱女孝伦理的体认来反思传统文化是如何塑造中国人的，也以此反映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的差异”。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中，作者就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写出了在东西方文化下，母女之间关系怎样由隔阂走向融合和理解。而在第二步同样畅销的小说中，她依然通过第一代移民的中国母亲和本土生长的美国女儿之间的关系来反思不同文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快乐和忧伤。
    《灶神之妻》中除了描写东西方两者之间的伦理价值观有着冲突以外，血缘至亲的母女也在两种文化的熔炉中相互不理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家庭”既代表着家长对子女的权力，又意味着子女对其依赖关系。“血缘关系”即与“孝道”相伴随而存在，有“百善孝为先”之说。但是在女儿珍珠十四岁“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的时刻，她做了让母亲很难原谅的事情。女儿拒绝悼念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这个病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呻吟着，衰弱无力，直到临终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亲。他与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强壮、仁慈，总是慷慨大度，笑声不断”，“我怒气冲冲，满脸泪痕地跑上哥伦布大街，一直跑到海湾，也不管那些怔怔盯着我的游人。结果，我错过了葬礼。”为了这件事情，女儿和母亲关系一直就很紧张。正如文中说:“我们两个都赢了，也都输了。”
    结婚后，女儿看望母亲也像是例行公事。珍珠在从母亲家回到自己家的路途中，“我望着窗外急驰而过的风景‘水库，起伏不平的小山坡，还有我路过上百次的同样的房子，从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一程又一程，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就是这距离横亘在我和我母亲之间，把我们分开了。这中间的距离就是文化的差异和隔阂。虽然女儿珍珠生有中国人的脸，但是她自小长在美国，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都是美国式的。她主张父母与子女是平等的，父母对子女没有绝对的权威;而母亲对她的管教仍然是中国式的，需要严格地服从和遵守。一旦女儿反抗，母亲便觉得触犯了中国的“忠孝”观念，更不用说不看一眼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了，那在中国简直是大逆不道，不可原谅的罪过。她不知道，女儿其实也爱父亲，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
　　三、血脉的融合消饵了隔阂
    中国有一句古话:“血浓于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更迭中，宗族主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在文化的冲突和隔阂中，血缘关系对于定居在他乡的华裔来说，也是最好的毅合剂。“所有族裔散居团体定居在自己的出生地(或想象中的出生地)之外地领域，承认‘古老的国家’—一个深埋于语言、宗教、风俗或民间传说中的概念—认为这个古老的国家总是能抓得他们的忠诚或感情。虽然中国只是存在于女儿珍珠几乎模糊的记忆中，但是毕竟自己的中国人外貌和族群认同心理是不能磨灭的;虽然美国是她现在居住的地方，但是“中国”是更具有象征性的、集体无意识的“家园”。
    无论文化有怎样的隔阂，总是有更无法割舍的血脉维系着母女的关系。母亲终于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看见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她发现女儿将父亲的逝世日期记在一张卡片上，同时上面盖着黑纱。当时，母亲想到:“只有在这时我才想到我错了。我想马上就给阿珍(即女儿)打电话，告诉她，现在我才知道，你伤心过，你哭过，不是在脸上哭，而是在心里哭。你爱你爸爸。母亲立刻理解了女儿当时因为愤怒和绝望而没有看垂死的父亲的心情。女儿没有从行动上安慰父亲，但是在心中却一直深深地缅怀着。
    而女儿则是通过母亲的叙述进行了一次文化寻根，和母亲一起追忆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经历了怎样的沧桑生活和情感纠葛才更了解母亲的。通过这次文化寻根和精神砒砺，女儿自觉寻找和确认自我在现实与精神上的归属。寻根这个主题，作者在前一本书《喜福会》上已经通过四对母女的故事阐释过，《灶神之妻》继续通过“母亲和女儿”这条生命链来追溯。谭恩美的文艺理论观也是跳出了“美国叙事”或“中国记忆”单一的一维思维模式，如乐黛云所说:“从人类文化的现状和合理交往方式出发，站在多元文化共存、‘和而不同’、互补共进的文化生态立场，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放到了世界性文学对话的起点上，力图将不同文学话语之间的事实联系、逻辑关联和美学精神相结合。谭恩美站在文化融合的立场上，熔铸出反映出跨文化特征的华裔文学《灶神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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