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际上是多数国家在追查贪污腐败分子时，遇到的常见问题。涉嫌贪污的公职人员很早就为自己的“东窗事发”做了准备，包括将家人迁居到与本国没有建交或没有签订引渡协议的国家，将有关贪污贿赂取得的现金和资产转移到海外账户中。尽管贪污分子的本国政府和司法机关后来可以查明其贪污腐败的犯罪事实，并以法院开庭审判的方式确定其相应的刑罚，但对远在海外、不能引渡的贪污分子只能望洋兴叹，本国的司法管辖权此时更是“鞭长莫及”。通常情况下，不是守株待兔静等该罪犯自己回到境内，就是通过其他方式劝说其回来伏法，抑或是那一纸判决只能沦为空文。这显然与司法效率和公正的原则相背离。
我国反腐司法进程的发展
根据商务部的调查报告，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外逃官员约有4000多人，卷走的国有资金就有500多亿美元。
大多数贪污腐败分子，在徇私舞弊、侵吞国有资产的过程中，就很早利用职务之便，安排好了海外的生活。一边把家眷迁到国外，一边把窃取的国有资产和贪污受贿的款项转移到海外，自己则伺机逃到境外。
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的成克杰和情妇受贿4109万元，也是通过香港空壳公司“洗钱”，曲线存入个人帐户中。
2001年，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三任前行长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就把挪用的4.85亿美元，通过“洗钱”的方式存入了在香港和加拿大的个人帐户。最终导致国有资产遭受了重大损失，也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监守自盗案件。
为加大对外逃贪官的追捕力度，我国政府积极参与制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于2003年12月签署该公约，努力通过国际合作、遣返外逃的腐败分子、追缴被非法转移到国外的国有资产。200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开始实施，对预防和监控外逃贪官的“洗钱”活动起到了很大作用。
目前，我国追捕外逃贪官的过程中，主要依据的还是双方签订的引渡条约。大多数我国的周边国家都与我国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如果贪污腐败的犯罪分子逃亡到这些国家，我们可以通过引渡的方式，使其在中国境内接受刑罚。但对于外逃贪官避难天堂的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我们还没有与他们签订正式的引渡协议。所以，通过引渡、惩处缉拿外逃贪官、追缴被盗取的国有资产，还存在相当的障碍。
但是2009年5月美国法院的一宗审判，却让我们看到了国际合作打击贪污腐败犯罪的新希望。2009年5月，美国拉斯维加斯联邦法院对上文提到的许超凡和许国俊监守自盗的案件进行了判决。美国联邦法院以洗钱和共谋转移赃款等罪名判处潜逃到美国的许超凡和许国俊25年和22年监禁，他们的妻子也因协助他们藏匿赃款被判处三到五年的监禁。
尽管目前只有这样一项异地审判惩处中国贪官的实际案例，但却给所有意图外逃的贪官敲响了警钟：以往的天堂此时也许只是另一个地狱。在中国逃离了司法管辖和刑事处罚，在国外也一样要接受惩处，有时后果可能更严重。“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国际社会对打击贪污腐败犯罪取得共识的情况下，腐败分子将难以藏身，被盗取的国有资产也将被及时加以追还。这既有利于维护贪污腐败分子本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稳定，也有利于他们逃亡的所在国在司法方面彰显公正与效率。
合作反腐，共倡廉政
2005年12月14日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是各国合作打击国际腐败犯罪的重要文件。截至2010年3月，《公约》共有143个缔约国。我国在2003年10月签署了该公约，2005年10月正式批准加入。
具体内容上，《公约》包括序言、总则、预防措施、定罪、制裁、救济及执法、国际合作、资产的追回、技术援助、信息交流、实施机制与最后条款等8个章节、71项条款。主要规定了“腐败”和“公职人员”的概念、挪用与转用的犯罪、财产非法增加罪、贿赂外国官员和国际组织官员行为的定罪、“双重犯罪原则”、在引渡合作中不将腐败犯罪视为“政治犯罪”、被非法转移国外资产的追回机制、被追缴资产的返还或处置，以及被追缴资产的“分享”等制度。特别是在腐败资金的返还问题上，确立了“被贪污的公款必须返还”的原则，这对很多资产被腐败分子盗取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一个福音。
诚然，《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启动了国际合作反贪污腐败的新篇章，表达了各缔约国政府齐心协力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意志。尽管在具体实施时，还需要各国之间加强对话和沟通，强化本国法律制度的内部建设，才能使公约的精神和宗旨落实到最终的实践。
总之，强化本国预防和打击贪污腐败犯罪的立法司法体系，是反贪污腐败的根本；联合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依照国际公约和双边多边协定，共同合作打击贪污腐败犯罪是治理腐败的重要方面。二者在反贪污腐败、求廉政发展的道路上，是相辅相承、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作者：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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