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陷入国际经济循环和资本流动的怪圈(4)

在汇率政策和税收政策的调整上，有关当局其所以畏首畏尾、拖延回避，除了责任的重大、知识的不足和集团利益的操纵以外，一个原因是，一些人往往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唬住了很多主管的官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汇率升值会减少引资和减少出口，进而会减少就业和降低经济增长。在存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不增加反而减少就业，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官员不得不考虑的大问题。

抽象地讨论，上述观点并没有错。但是，上述观点没有明确区分长期和短期，没有指出这种影响在当前经济运行以及以后经济发展中的实际意义。不错，汇率升值会减少引资和出口，这正是当前经济调整所需要的。而根据笔者的研究(参见“人民币汇率：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这种影响一年后减少一半，7个季度以后基本消失。至于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短期内也是必不可免的，这是长期实施重商主义的外向型发展政策的代价，但经过调整以后，以服务业为主体的非贸易品部门会加速发展。这就能够促进就业的进一步增加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应给央行更大权力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国务院两次开会专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最近中共中央也讨论了宏观经济问题，一方面反映出当局反应的及时和效率，另一方面，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也有某些失当之处。宏观经济问题虽然重要，但终究是短期问题和宏观政策操作问题，而长期的结构和体制问题，才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也是要花力气和费心思的。

既然有执掌货币政策的专门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又设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而且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要召开一次例会，专门讨论货币政策问题，为什么不把货币政策的决策权力和责任交给央行和货币政策委员会，而要拿到国务院去讨论通过和批准实施呢？

这种决策程序的弊端非常清楚，一是削弱了央行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责任，使之仅仅成为一种执行机构和咨询机构，这种没有责任约束的行长和委员是很好当的；二是加重了国务院和政治局的负担，妨碍了他们集中精力考虑和解决有关国计民生的更重大和更根本性的问题；三是拖延了决策的时间，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时效。

就7月份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说，在4月份升息以前，社会上曾经广泛地讨论过升息还是提高准备率的问题，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主张也许还占上风，但在最后决策时却选择了升息。据笔者推断，央行和货币政策委员会也会有此提议，只是到上面划圈时圈了前者，或者拖了下来，因为，直到6月初，央行行长周小川明确表示，货币政策目前不会马上有动作，但是，没过几天就有动作了。

要知道，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是货币政策的技术性操作，央行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肯定比国务院和政治局成员要了解得多，在行得多。难道在专业性和技术性问题上，我们还要违背现代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要求，坚持外行领导内行的荒唐逻辑吗？为此，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也应调整，要适当增加专家学者的比例，以便使货币政策决策更加科学和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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