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特别指出，面对这种局势，并不是无计可施，而是有没有这种胆识和魄力。就以内外经济关系的调整来说，也可以有多种政策选择和多项政策配合。自去年7月21日汇率重新定值和体制改革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由于央行的直接干预和强力管制，到今年7月21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升值了0.13个百分点，实际升值幅度只有1.5%左右，与此同时，美元汇率贬了4%。这也是汇率升值预期增大和外汇储备进一步积累的原因。其实，汇率低估不仅造成了内外经济失衡，而且扭曲了国内的产业结构，它将资源引向生产可贸易品的制造业部门，而抑制了提供非贸易品的服务部门以及就业的扩大。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逐步调整内外经济的失衡关系，汇率的进一步升值是绕不过去的。虽然汇率升值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不升值也解决不了问题。在短期内，由于汇率升值是一个紧缩性的因素，这与当前的政策趋向一致，因而，利率和汇率不是二者择一，而是如何匹配。为了抵消其不利影响，还可以配合以财政扩张政策，即实施减税政策。
减税改革不容再拖
近几年来，税收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两倍，尽管有很多合理的因素，但增长过快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制定今年税收工作的方针时，政府仍然把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增长作为目标，有关部门负责人最近还大谈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这是值得讨论的。
由于确定了上述的目标，今年的税收增长更快，上半年税收增长22.3%，超过1.9万亿元，按此推算，全年超过4万亿元没有什么问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的省市区税收增长超过40%、50%甚至60%，笔者真不知道，这些地方使用了什么办法创造了这么多的税收收入？这么高的税收征收率又是如何收缴上来的？
其实，在理论上是有最优税率设计的，政府税收增长过快并不是功，也没有什么好处。税收是企业和居民创造的，政府拿的多了，留给企业和居民的就少了，对企业的激励也就小了。竭泽而渔的故事和与民争利的道理人人知晓，40%-60%的税收增长率有没有竭泽而渔和与民争利之嫌呢？我想是不言自明的，当事人也是清楚的。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值得深思。
更为重要的是，在政府和官员的行为缺乏约束的情况下，政府税收的高速增长，增大了政府和官员支配资源的能力，其负面作用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是增加了官员腐败和浪费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增加了市场化改革的障碍。河南郑州市惠济区政府投资数亿元、占地530亩、修建“白宫”式办公楼绝非个别事件。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除了减免农业税以外，实施减税政策主要是指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和增值税的转型。在调整内外经济关系和抑制外向经济过度发展方面，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与汇率升值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外资税负的增加方面，因为，统一后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将从15%提高到24%左右，这对外资的进入和出口的增长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其扩张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内资企业税负的降低，即从现在的33%调减到24%左右。由于内资企业的比例较大，减税后的激励增强，因此，统一税率的最终结果将是扩张性的。
然而，这一进程却是那样的困难，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从2000年入世拖到2004年末才有转机，但从2004年又拖到2006年，财政部两次提出立法议案，两次被搁置。最近，在强大的舆论面前，有关方面一再放风，今年8月审议，但实际情况是，直到现在都没有提出。看来，最早10月、甚至要推到明年人大常委会才能审议。
至于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不仅有减税的作用，而且有公平税负的意义。前几年提出振兴东北经济时已经在东北试点，本应在试点的第二年就在全国推开，但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在确立了中部崛起的目标以后，今年又将其作为优惠政策给了中部地区。
要知道，优惠政策其实就是歧视政策。内外歧视、地区歧视，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进行到今天，政府不把公平税负摆在首要地位，仍然要以歧视性政策和利益倾斜作为激励约束的主要手段，岂非怪事？除了继续造成进一步的扭曲以外，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结果。政府无序竞争的加剧，与所得税和增值税税法和税制上的这种歧视性安排有着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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