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建国与政治清议传统的复苏(5)

同时，在现代国家中，有法律保护和规范的议政，还是有效的政治减压阀。现代国家，规模庞大、人员繁杂、结构复杂、功能多样。这就注定了国家内部总是存在必予化解的政治张力——不同的个人与群体、不同的组织与政党，在政治上都会有分歧，在社会中总是有冲突，在文化上必定有差异，在生活上肯定有纷争。因此，源自不同价值立场、基于不同利益诉求、表达不同主张的议政，会促使公众中存在的政治紧张有效释放出来。这就不至于像古代社会那样，由于政治制度建制简单化的高压取向，造成控制有效时的臣服、控制松动时的骚乱、控制失效时的颠覆。而这样的议政，也有利于激发公民的参与积极性，提升公民的参与能力与自信，从而保证国家稳定运行所需要的政治忠诚。

当代中国，经由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领域的发展成就，促成两种跟进性状态浮上水面：一是随经济权利而催生的政治权利意识，二是巩固经济发展成就必须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问题，都关系到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建设。前者关系到现代财产制度的建构，进而与国家到底是目的性国家以自我维持，还是工具性国家以保护公民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的定位发生关联。后者关系到国家是不是能够落到分权制衡的法治平台上的大问题。分权制衡，不仅需要在国家总体结构上促成国家权力、社会自治和市场自主的分流结构，还需要立宪民主政体的有效建构，以及相关体制的顺畅运转。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中国初步完成了器物层次的现代转变。但现代国家的深层制度建构，才刚刚启动。对中国而言，现代建国还显现出前路漫漫的长程性。

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进程中，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顽强前行、艰苦努力，可能落定在现代立宪民主国家的平台上；疏忽不察、固步自封，有可能被打回贫穷落后的“原形”。为此，大力聚集建构现代国家的宝贵资源，便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建国进程的必须。而其中一项关系重大的事务，就是广开言路、倡导议政，汇聚向心力、展现向上性。从建国进程上看，这是中国在形式上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实质上处在建构立宪民主国家的关键时刻，必须高度重视的建国事务。

建构立宪民主中国，是极具挑战性的建国大业，远非一人之力、一个组织所能为。动员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积极参与建国大业，为立宪民主中国的建构献计献策，是中国迈过建国的十字路口，晋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必须。这就需要以现代议政机制为平台，激活中国的议政传统，为立宪民主中国的建构，有效聚集智力资源。基于这样的需要，清议传统的复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而复苏的清议传统，不再是纯化皇权政治的手段，也不再是清流、邪党政争的手段，更不是相关人物谋求权力的途径。复苏的清议传统，应是现代国家权力建制的制度建构，是公民发挥国家主人作用的有力途径，是社会约束国家的有效方式。在中国既定的代议政治中，源于权力的议政是国家权力制定法律规章的制度安排。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分流的现代架构中，公民议政是监督国家权力、谋求有效自治的基本方式。国家权力，即使没有落定在立宪民主的平台上，但因为在国家基本法中已经明确肯定了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拒绝公众的议政。诚然，中国还缺乏议政的社会依托，不管这类依托是指法律供给、公民组织，或是公共媒体。但是，受到宪法保护的、公民议政的天赋权利，已经不容侵犯。而公民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对国家政事的评议，乃是行使公民权利。只要“人民”共和国充分体现它的人民性，以及呈现它的“共和”国家政治特性，议政就会具有不可遏制的强大动力和现实需求。

复苏的议政传统，不再呈现从清议到清谈、再到莫谈国事的衰变线索。议政的制度建制，不再为清与不清的利益纠葛而疑虑。因为，现代国家并不需要议政的权力体系中人，秉持一种绝无谋权谋利动机的高尚道德感。国家权力体制内的议政，就是代议士合法表达他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诉求，只不过不同表达之间形成的共识，让不同利益诉求退让式地得到满足。但一切基于以权谋私意图的议政，绝对不为公众所接收，也会为权力惩戒机制所惩罚。而社会公众的议政，乃是基于自由权利得到法权保护基础上的政治评议，勿需壮怀激烈，无论动机高低，不计利害得失，最后一定只能落在公共利益上检验。这个时候，中国传统议政刻意区分的清流浊流，也就失去了意义。不至于在公民议政的时候，让那些抢占了道德高地的人自命清流，而将论争对手打入浊流队伍。反之亦然。议政仍然是有道德规则的，但那是公共德性规则，而不是清浊的道德动机区分。只要公民议政有利于立宪民主中国建构的公共目的，它就具有了势不可挡的公共力量，并且具有为人们广泛认同的公共特质。

[本文系即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清议——任剑涛访谈对话语录》绪论，发表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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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杜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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