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建国与政治清议传统的复苏(3)

只谈风月、 “莫谈国事”的背后，不是对政治的绝对冷漠，而内含着对政治的关切之情。 “莫谈国事”的表面结构，是国家权力赤裸裸威胁民众，拒绝他们关心政治，更严防他们参与政治的结果。这是一个拒绝分享权力的专断国家体制必然的选择。作为一种社会风气， “莫谈国事”反映了公众对议政风险性的认识，它确实呈现出谈论国事的社会警醒态势。但“莫谈国事”的潜在结构，是难以遏制的谈论国事的冲动与行动。毕竟，国事是与国中每个人都相关的事，它不可能因于政治高压，就完全从人们的生活中退出。

议政传统与国家命运

中国古代的议政，源远流长。富有传统的议政，一直发挥着矫正中国政治运作偏失的作用。这个传统，有其值得高度肯定的价值。一方面，这使中国历朝历代总不乏志士仁人，匡正时弊、力澄清明、讽议权贵、纯化政治。但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这个传统的走势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衰变轨迹。从汉代的清议，到魏晋的清谈，最后落到明清的莫谈国事，士人名流的议政力度，愈来愈弱；议政的热情，越来越低；论政的效果，愈见不彰；受制于权力的支配，倒是愈益明显。

中国古代的议政表明：昌盛的国运，在仰赖圣明君主的情况下，不需要士人名流议政；一旦国运衰颓，处士横议，既定秩序出现皲裂，议政导致皇权对秩序安危的极度担忧，常常引发镇压党人的政治危机，反倒成为国家倾覆的一个导因。如果历史允许人们假设，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东汉太学生的议政，不遭遇党锢之祸，也许对缓解外戚和宦官的滥权有很大帮助，东汉也许不至于迅速陷入衰颓状态，终至国运衰微，朝代更迭。如果魏晋时期，不是因为曹魏氏与司马氏全无规则的争权夺利，让士人名流只能遁人药和酒的世界，只能以玄谈空论应对政治压力，保全身家性命，而能够有一个制度回馈的机制，让士人名流在政治舞台上尽情发挥，魏晋之际定非一个秩序高度紊乱的时代，而是一个政治清明、思想繁荣的时期。如果明代朱元璋建政，不是以起自社会底层的自卑来建构国家的运作制度，竭尽全力防止士人名流的议政热情，以文字狱和八股文一打一拉的手段挤压整个社会，明代可能会出现一个与高压政治终至明朝衰变颓亡完全不同的盛世景象。

中国古代士人名流的议政高潮，总是出现在政治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恰当此时，处士横议、群情激昂，政争激烈、互不相让，官宦对垒、你死我亡。这就完全缺乏理性议政的政治氛围，也完全匮乏引导士人名流理性议政的制度建设契机，更完全没有限制国家最高权力实行分权制衡的意念。因此，士人名流议政的热情，大多基于高昂的道德热情。一旦皇权或驾驭皇权的力量以泰山压顶之势加以镇压，士人名流的议政，完全不堪一击，彻底遭到击溃。结果，政治滥权与政治专断相互伴随，造成一出出暗无天日的政治悲剧。

中国的议政传统，是专制政治的特殊产物。中国古代的专制，当然是从权力归属上加以确认的。政权的不民主与治权的局部民主，是一种不对称结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一种政权专制的体制。虽然在权力结构上，古代重要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等，也曾设想过以更高层级的“天”权来限制皇权，但由于没有开出教士身承的教权体系，因此不过是一种德性威慑而已。在皇帝圣明有所保证的情况下，治权的制度性划分，使中国保有局部的分权运作民主特征。但这种被现代港台新儒家所称道的治权民主，其实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极为有限。原因在于，在一个政权不民主的体制中，人们既然相信“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权力逻辑，它也就一定会秉持政治高压统治的理念。东汉的清议，不过是政治高压处境中权力不规范分裂，促成的一时政治“奇迹”而已；魏晋的清谈，则是政治权力明显不规范运作导致的对政治的噤若寒蝉，对风花雪月、哲理玄谈的畸形偏好；到了明清两代，专制政治体制的超高压运行，让一切试图保持政治清明的尝试，只能运行在权争的罅隙之中。诚然，中国的重要王朝，在统治术上都有高超的发明与发现，都以开国时期的高压政治建构，维持了王朝权力的连续性。但这不是国运昌盛的保证，而是预埋了国运衰微的定时炸弹。

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安排中，议政之作为官权，被纳入到体制之内，成为国家统治的一部分。严格说来，这不是身在权力之外的议政，而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一部分。身在权力之外的议政，只有汉代太学生和明代东林党人、复社人士。但他们的遭遇，让人扼腕。他们所上演的幕幕议政大戏，均归于悲剧收场。这证明，中国以朝代更迭书写的阶段性历史，呈现出议政不足，无以消化政治纷争，无法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力量，根本实现不了权力分享带来的持续和平的制度建制，最后只能以朝代政治的崩溃作为代价。一个朝代，即使是国运久长的朝代，也不过是为政治的定期动荡预备，而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如果免除这些带给中国人深重灾难的朝代更迭，从周代延续而下，以至于今，那才是令人赞叹的政治奇迹。可惜，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想象罢了。

在现代国家演进的历史中，呈现出一个为人注意的基本现象：国运健，倡议政；国家衰，禁议政。这自然是一个一般的描述。具体地讲，现代国家的议政，与一个国家处在民族国家的规范状态，还是处在民族国家建构的非规范状态，具有内在关系。诚如前述，现代国家的一般形式结构是民族国家，但实质结构也就是政体结构则大为不同。民族国家可以与多种政体搭配，形成诸如君主国体制的民族国家、立宪民主体制的民族国家、政党国家体制的民族国家等。只有在规范的立宪民主体制的民族国家中，议政才被提倡，才处在蓬蓬勃勃展现出来的状态，才被视为政治正能量，才有助于国运的昌盛。至于其他两种政体的民族国家，就要看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领袖，其政治态度是开明还是专断。此两种政体，国家首脑个人或政党组织集团的政治取向，对整个国家的议政情形，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这方面，美苏两个国家具有代表性。自然，美苏两国在议政上都有限制。尤其是美国，在麦卡锡主义泛滥之际，“恐共症”弥漫全国。其间，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就是对议政的限制，已经成为政治丑闻。但一般来说，美国保护公民议政权利，从法案到一般制度、从国家权力到社会公众、从传播媒介到公民组织，都具有高度共识。尤其是“第四权力”即媒体权力的兴起，让新闻自由主导的社会议政，成为促使国家权力健康运行的强大社会力量。人们普遍相信： “若不给我新闻出版自由，我就将给这位大臣一个腐败的贵族院……和一个卑躬屈膝的平民院……我就将使他享有那个职位所能授予他的一切权力，去进行威胁利诱——但是，一旦我拥有新闻自由的武装……我就要向他所精心建立的强大体制进攻……把它埋葬在它要庇护的贪权枉法的垃圾堆中。”正是如此有力的组织化议政，让国家权力不仅接受法律的约束、权力间的制衡，而且更加小心地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美国的生机与活力，由此生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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