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建国与政治清议传统的复苏(2)

规范的现代国家宪法，保障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以及其他权利。这是对公民议政的宪法保障，也是对公民议政能够做到良性施行的推动。只有在一个国家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情况下，公民才保有随机动员起来监督国家的积极性，也才有理性互动、达成共识的社会基础。没有实现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国家，国家权力是拒斥公民议政的。国家权力的自把自为、嚣张跋扈，一定会敌视公民议政。而公民在对国家权力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在公民内部同室操戈、互相践踏。在这种处境中，公民的议政就会一方面陷入服从国家权力压制的可怕状态，另一方面陷入公民与公民团体间的相互攻讦、互不尊重。议政，就会成为灾难性的社会政治行动。

梳理传统：从清议、清谈到莫谈国事

公民议政，首先受到政体因素的影响，其次则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一种足以让公民理性参政议政的政治文化，一定是混合了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优势的文化形态。前文所述民主政体与理性议政的关联性，让人相信民主建国对公民文化兴起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生成的公民政治文化，则促使人们去探究公民政治文化的传统根源。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中国极为丰富的议政传统，可以为现代建国提供培育公民文化的滋养。生成中国议政传统的动力很多。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儒家政治理念，以及“奉天承运”的皇权机制。深植夏商周三代悠久历史的儒家，所秉持的三纲八目政治理念，推动社会的正式成员高度关注国家大事，积极议论天下兴亡。“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一气呵成，将最高道德、社会动员和最终目标连贯起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将各有目的的知识与实践阶段紧密联系起来。所谓家国天下的情怀，乃是一种同胞之情引导的、关注所在共同体前途与命运的深沉情感。正是受这种情感的驱使，儒家中人总是心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政治抱负，力图以自己的积极介入，匡正人心与社会秩序。

从制度层面上看，中国的皇权体系，不是一个完全自足的体制，而是借助于上天权威建立起政治秩序的运作机制。皇权必须臣服于更高的上天权威， “奉天承运”便是中国皇权的正当性说辞。尽管谁来承担天命，常常陷在“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暴力泥潭中，不过，一旦皇权秩序相对稳定，皇权的天命正当性机制便开始发挥作用。由于天命与皇权的上下位关系，身承天命的读书人，就有了矫正皇权的依托。“仰观天文、俯察人文”，就成为批评世间权力的基本进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安排上，直接构成行政官僚体制一部分的谏议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议政方式。但谏议者授官，需要以对皇权的忠诚，提出富有针对性的倡议性或阻止性建议。谏官传统，是一种在行政体制上防止皇权滥用的制度安排。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道德责任感与神圣使命感，构成他们议政参政的两种强有力的支持力量。由于儒家传统重视“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像董仲舒开启的以神权限定皇权的思路，很难敌得过德性化的民意政治。因此，读书人常常依托德性批评权力，成为中国议政传统的一大特点。从议政的历史演变上看，东汉太学生的议政，魏晋时期名士的清谈，明清两代的只谈风月、莫谈国事，构成颇具象征性的中国古代议政类型。

清议，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一种传统，这是一种无关政治操权的、议论是非和臧否人物的行动。清议盛于东汉。在东汉，由于外戚和宦官交相为害，外戚滥权，皇帝借助宦官打击外戚，反过来宦官骄横霸道、危害无穷。“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幸直之风，于斯行矣。”清议，主要是太学生议政的一种方式。太学生议政，以政治清流自居，当否都不会受到奖掖与惩罚，也与自身参与官员铨选关系不大。那是一种切近政治，直击政事．舆论督政，仅对所议官员产生升降、任废的功用，是一种与政治厉害关系保持距离的论政方式。清流名士议政，自然对擅权昏庸、作威作福的达官显贵，构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这就构成驯化权力的一种独特方式。可惜的是，皇帝昏庸，受宦官蛊惑，以结党于政之名，将清流名士下狱，使政治清议传统不能传承下去。

清议传统的衰变形态是清谈。清谈不同于清议。清谈盛于魏晋。清议不畅，斯有清谈。 “清谈的来源也是有史可征的。它的前身是太学中的清议。”这与中国古代政治高度紧张的走向具有密切关系。“魏晋之际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议政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在对政治风险无可把握的情况下，士人名流转而清谈。清谈，也称玄谈。主要议论的是今之所谓哲学问题，而且是哲学本体论问题。清谈之资，是《庄子》、 《老子》与《周易》“三玄”。谈论的主题是有无、本末、体用、一多、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往往由一人确立一个命题，然后多人相互辩难。玄思、玄议，思辨光辉耀人眼目。得意忘言、得意忘形，是为极高的思想境界。流风所及，旷达人生理念，成为土人时尚；放浪形骸、不拘礼节，成为名士风流写照。像“竹林七贤”那样极力逃避政治，吟诗、饮酒或炼丹，成为生活绝顶重要的主题。

玄谈，就此成为玄远之谈，几乎不涉当下政治事务。不过，玄谈的背后其实有着深切的政治关怀。只不过政治关怀不能在乱世中直接表达，因此不得不以哲学面目将之伪装起来。只要稍加琢磨，就会发现魏晋玄学、清谈主题背后隐匿的政治主题。何况，自然名教之辨已是欲盖弥彰的政治话题。清谈，就此成为乱世隐晦议政的特殊方式。

到了明代，开启了一种民间不谈政治的另类传统，中国政治的议政传统似乎终结，以至于传统政治本就缺少智力支持的弊端集中浮现出来。明代议政导致的政治迫害成为普遍现象。这首先与明朝的政治体制有关。由于明朝起于农民起义，建政以后，废除宰相，厉行削藩，加强集权，屠杀文臣武将，建立起专制主义的统治机制。针对文人议政热情，明朝大兴文字狱。前者以胡惟庸、蓝玉两案为典型。后者以东林党人为代表。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宫廷政治权力之争，与议政传统关系不大的话，那么后者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议政事件。 “东林之名，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倚附者亦不过数人耳，以此数人者而名为党可矣。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阉人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可见，东林党人乃是一个扩大了的概念。这一概念，用来指那些团结起来与宦官集团做斗争的人士。东林党人在与宦官集团的交锋中，重启议政之风，有力地打击了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的政治势力。但同样被阉党罗织罪名，镇压下去。这一镇压，产生的政治缓释效应非同小可。晚明文学家张岱的《游山小启》写到， “喜作闲人，酒席间只谈风月”，暗示“莫谈国事”。可见当时议政已经成为大家避之犹恐不及的事情。及至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由于是少数民族当政，文化发展又落后于被征服民族，因此政治专断相比于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清一代的文字狱之烈，也与明朝相仿甚至超过。于是，议政更加成为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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