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建国与政治清议传统的复苏(4)

反观苏联，国家权力当局自命占有了真理，因此，以国家权力全方位、高强度压制社会公众的议政。在抑制公民议政的国家设计上，不仅在国家权力方面搞出一套以特权压制权利的机制，而且在各个方面挤压社会空间：言论、出版自由根本无从提起，公民缺乏就国家发展发表理性意见的空间和媒体。此外，国家开动权力机器，制造个人崇拜，大势以血腥镇压扑灭不同意见，以极其发达的特务政治严密控制公众的日常生活。国家只借助宣传机器向人们灌输教条化的意识形态。国家运行在这种窒息生机的体制中，焉能不走向灭亡。

中国的议政传统属于古代，美苏的议政状态发生在现代。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议政。传统议政与现代议政的分野，是现代国家兴起必然引发的后果。在现代议政的机制中，只要免除了极权政治威胁，议政一般不会引发政治风险。这是因为，现代国家稳定的民主政体建构，为议政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由于国家权力并不以暴力机器打压政见不同的个人或群体，相反保障理性议政的安全性。因此，使社会公众不再死陷在那种要么服从、要么造反的极端政治境地里，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不至于有丧失自由、失去生命的担忧与危险。同时，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分流，分化的社会公众在组织化社会空间净化了情绪、降低了不同意见之间的紧张，促成那些秉持不同政治意见的公众加强交流，并由此形成政治共识。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国运昌盛。

建国进程与清议传统的复苏

公民议政，不论是公民个人或组织的议政，还是他们借助于公共媒体的议政，只能是在现代立宪民主国家中，才具有健全的理念、制度的保障和政治的功用。这是由国家的结构类型所决定的状态。现代建国与传统立国，存在一个重大区别：现代建国是政治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公共事务，传统立国是自承天命的皇帝、国王的个人使命。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差异，导致了议政在这两种结构的国家中完全不同的处境。在现代国家中，议政乃是公民职守，是天赋权利、平等象征；在古代国家，议政是臣民使命、恭顺标志。国家结构处在古代状态或是现代情形，会对议政造成根本不同的影响。而议政的政治后果，也大不一样。

在中国，传统立国的排斥性很强。不说是土地与生民都属于皇帝，就说是立国的绝对精英主义导向，也将平民百姓排除在国家事务的范围之外。一方面，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都是英明神武的君主。在开国过程中，颇具领袖风范，招纳天下英才，共襄建国大业。立国，不过是皇帝个人建立不朽功勋的专属事务。即便是开国功臣，也不得不臣服皇权，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这就是皇帝一旦夺取国家权力、黄袍加身，几乎都有大规模斩杀开国功臣之举的原因。这是维持皇权专制和家族特权必须之举，也是皇权专制的国家政体所必须仰仗的政治集权手段。因为，不斩杀开国功臣，开国帝王尚可威震名臣，力压大臣骄狂，维持皇权秩序；一俟开国皇帝驾崩，二世以下，常常无法镇住开国功臣，既定的皇权秩序，因此受到威胁。故尔，即便权力内部的议政，也不见容于皇帝。另一方面，在权力机制的边缘或外部，士人名流基于道德清流的立场议政，在既定的皇权体制中，尽管保有政治忠诚，但对皇权垄断性地聚集统治资源是不利的。只要清流与当道冲突，不管双方如何信誓旦旦忠于皇权，一旦哪方说动皇帝，其言论有害皇权永固，就会立即遭到灭顶之灾。皇权政治，从根柢上不信任任何人的议政，认定那都是一种政治威胁。这就是为什么皇权中国，对议政总是心怀疑惧，慎加提防的深层缘由。这是权力自私的国家本性一种自然而然的体现。

现代建国，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事务。私权的国家保护与公权的法治规范，两相写照，构成现代国家的结构特点。在现代背景中，国家的建构，不再以皇帝的个人权威、国家的自身权力为基本取向，而以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为核心任务。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催生了工具性国家，作别了目的性国家。至于国家的自身构造，一是需要以高级法限定人定法，二是需要在人定宪法之下建立法治体系，三是需要在分权制衡原则下确立权力建制，四是需要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健全互动。总而言之，对公权的公共特质的捍卫，成为人们致力建构现代国家的权力导向。促使政治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公平地获得政治角色、公正地享有公民权利，成为最重要的国家事务。取决于现代立宪民主政体支持的规范现代国家建构，这样的国家需要尽最大努力聚集共同体成员的智力，以有力支持复杂的建国事务之需。现代国家，不再像古代国家那样，极力限制民众的议政冲动。相反，它大力保护公民的议政热情、推动公民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倾情关注。

现代立宪民主的民族国家建构，在政治权力的限定与政治权利的保障上，为政治清议提供了制度保证。一方面，在国家权力机制的设计上，官方的制度化议政机制，扎实地建构起来。议会，就是保证公民参加国家权力决策的重要制度设置。作为国家权力机构，议会制定法律、审查政府预算、监督政府依法运作。作为人民主权基点上的代议制机关，议会议员必须反映他所代表的选民意志，进行和平的政治博弈。 议政者不再像古代社会那样，全力揣摩皇帝意图，展开残酷的权争，以你死我活作为权争结局。顾准曾经提到，有人将现代议会命名为议会清谈馆。这是一种误解。因为现代议会是要做出政治决策的，不是一个清谈的处所。议会是现代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平台，是人民议政的制度机制。不过，即使议会成为人们议政的制度机制，现代国家的议政也不再限于权力内部分工的制度化议政，公民组织的发达、媒体监督的机制化，皆构成国家权力外部的议政力量来源。

另一方面，民间的议政，更是现代国家建构公共政治文化的必然之选。在一个政治大一统传统十分悠久的国家中，人们很难设想民间议政的有序情形。因此，总会以专制条件下养成的生活习性，想象民主条件下公民基于权利保障的议政状态。人们会认定，民间的议政一定是乱哄哄的，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支持，也没有利用制度平台表达意见的能力，更没有成熟的政治技巧。他们相应确信，这种议政实在没有什么改进政治现状、提升政治活动水准的价值。殊不知这种专制习性支配的政治想象，完全是受制于专制思维的产物，根本不知道现代国家、民主条件下议政的价值与作用。在现代立宪民主国家中，民间议政之所以是必须的，是因为国家的人民性归属，注定了他们不得不以高度的警惕性，看住替他们掌握权力的那些人。一切掌握权力的人，都可能陷入以高尚道德辞藻伪饰权力专横的泥潭。因此，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不能对权力有一丝半点的掉以轻心。而议政，就正是发挥权力监督作用的重要方式；民间议政之所以是重要的，亦是因为国家权力的失重危险随时存在、随时出现。权力在国家结构中虽然被严格限制起来，但是，权力在运作中存在的飞地、缝隙，常常会在人们卒不及防的情况下以权谋私。因此，不管是对权力机构，还是对操权人士，都必须保持十二分的警惕性，不仅监督他们制定政策时的公共性，也必须监督他们行政执行过程中的公共性。这对保持工具性国家的现代特性，具有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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