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单独二孩政策为何遇冷(3)

（二）学界之尴尬

早在1995年前后，学界已有一波关于低生育率的讨论。而在10多年前热议的“后人口转变”议题，已经对低生育率发展趋势做出了预警。此后，学界在生育率究竟是多少，以及如何通过技术手段还原“真相”的争吵中错过了最宝贵的十年。当然，学术探讨（政策咨询）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想生小孩”与“实际生下来”一样。但是，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其重要性正在于提供前瞻性思考，而这样的思考必须是在容纳多元甚至互相冲突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中国的持续低生育率并非是福等基本问题必须有清醒的共识，这种低生育率现象背后的价值判断，如公民的生育权保障、合理家庭结构的重要性、超低生育率的社会风险等，都是亟待学术界研究并回应社会呼声的重要议题。总之，学术探讨要求学者把自己视为“人”而非“神”。生育行为本身具有其客观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是某些学者头脑设计出来的“数字控制”工程，以科学主义为招牌只会蛊惑社会公众与误导政府决策。

（三）社会之“尴尬”

对于单独二孩遇冷深层次原因的分析，还绕不开生育主体——受到生活与工作压力双重挤压的现代妇女——其生育意愿较低这一基本国情。随着城市化进程与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照料子女和家务劳动负担对妇女就业和职业发展有较大负面影响，是妇女和家庭生育意愿降低的主要原因。媒体报道中不乏这种声音， “事业小成女主管要再升不要再生、怕影响工作放弃二胎等现象确实为数不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种现象还将会成为一种社会新常态。同时，中国婚姻家庭不稳定性上升，也会成为“低生育”社会现象背后又一重要影响因素。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放宽二孩政策，国家并没有在保障妇女权益、家庭支持等方面有任何政策支持”，对“半边天”的社会关怀不足、却又担心中国的育龄妇女“大生特生”，这恰恰是整个社会之尴尬。今日之中国，其社会制度与文化氛围对“生育行为”的不友好，未来将带来巨大的人口与社会隐患，其暗含的风险在于，即便中国生育政策在不久的将来转向鼓励后，效果可能也难尽如人意。这种反面例子非常之多，如与同属东亚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都鼓励生育，但效果甚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低生育水平是现代女性从传统生育束缚中“解放”出来“独立个性发展”的必然社会现象，就算使用再多的经济手段进行刺激，对现代女性来说，生育也早不是一个必然选项。文化嬗变固化低生育行为，中国未来也可能面临同样的窘境。

中国计生政策的未来前景及相关反思

（一）计生政策未来前景

回顾中国生育政策演变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如下两个阶段：反复无常期(1950～1972年)与计划生育期(1973—2013年)。1996年韩国废除限制性计划生育后生育率并没有回升，而是持续走低，计划生育走过头是韩国给世人留下的最深刻教训。从2014年中国“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情况看，原先官方与学界预估的大量的补偿性生育现象现在看来难以出现，韩国的教训在中国可能重演。

中国在以往计划生育政策变革上“谨慎有余”而“行动不足”。“单独二孩”政策遇冷远远超出官方预设，从目前的人口形势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必须加快生育政策调整步伐。生育政策调整分步走方案尽管不是最优选择，但考虑到决策者与民众的思想认识转变过程与可接受程度： 2014—2019年应为从计划生育到家庭计划的过渡期，其中2014—2015年是单独二孩期，而2016～2019年则应考虑普遍二孩期。2020年后中国应进入家庭计划期，其中2020—2024年应取消对生育数量的限制，进入自由生育的阶段，而鉴于持续低生育率特别是超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危害，中国在2025年应进入鼓励生育的阶段。

（图1）

（二）相关问题反思

1．预测误差还是系统性偏差？

回顾联合国等各大人口机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并与实际情况作对比很容易发现：一是预测数总是大于实际数；二是中国达到峰值时的总人口数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递减；三是中国总人口达到峰值时的时间节点大约以每年1年的速度提前，20多年间中国人口峰值抵达时间提前了20多年。出现这一问题绝不能用预测误差来搪塞，因为如果是预测偏差，那么一些年份的预测数高于实际数，另一些年份的预测数应该低于实际数。但事实是所有年份的预测数都一致地大于甚至远大于事后的实际数，这不是能用预测偏差解释得了的，也不是人口预测方法出了问题，而是人们的认识出现了系统性偏差：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与所达到的低水平超出预期，我们的认识总是落后于时代。

2．“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境遇：遇冷是“出乎意料”还是“情理之中”？

郭志刚等对中国生育率变动趋势的长期观察与系统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的生育率已经下降至超低水平，而郑真真等对江苏生育意愿的系列调查结果，也一再揭示出政策内二孩生育比例极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现的情形完全在郭志刚与郑真真等研究的预期范围内，本属于“必然”的事情，但部分人总是对类似的研究、对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根本性转变抱怀疑态度。从科学研究角度来看，生育政策调整无疑会成为我国人口控制和规划这场社会实验的一种很好的检验。如果我们把这次大范围的“小调整”与之前小范围试点的“大调整”进行对比，不难看到今日所谓“出乎意料”的“遇冷”不过是情理之中，学界不少研究者一直担心的“低生育率陷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心头大患。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社会成员的“生育理性”，个人发展与家庭体面生活愈来愈成为“终极目标”。“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同时，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更何况，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氛围下，长期有偏的一元化宣传导致人们甚至专家学者也逐渐失去了免疫力，把“一个不少，两个正好”视作正常，把“生育多个孩子”视作不可理喻。这种观念上的“异化”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从发达国家经历来看，中国一旦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将会面临一系列人口问题，并将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促进生育水平回升。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不是一时现象，笔者担心的是：生育意愿变成生育行为的过程中，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包括第一个子女的意愿、妇女的职业发展、住房、就业等。从申请到生育完成，中间是一个波折过程，实际生育子女数低于申请数（包括事后申请）也是必然。长期来看，国人特别是年轻人面临的个人牵绊与社会困扰将长期影响中国的生育水平，使之维持在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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