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单独二孩政策为何遇冷(2)

4．文化滞后

奥格本的文化滞后(cultural lag)理论指出：物质文化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变迁速度，进而会产生文化不同步现象。所谓“社会变迁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从人的文化方面而不是人的生物本性中去寻求社会变迁的原因”。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有价值观念的失效以及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超出老一辈的理解范围，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年轻一代更加注重个人发展：担心生活水平下降而不敢再生育；担心因生育而影响个人事业发展；担心因孩子而影响自己的休闲娱乐时间……在只有一个子女时，父母把所有的资源都倾注于这一子女身上，希望其成龙成风，如果再生育一个子女，难以再有如此多的资源集中于子女身上，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等。诸多物质世界的纷繁变化，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嬗变。尽管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与子女繁衍的文化传承依然影响着国人的生育行为，但与长辈所经历的社会氛围与思想状态相比，冲突与断裂不可避免。

令人担忧的是，政策制定者对急剧的社会变迁态势缺乏前瞻与风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速度之快，农村衰败之快，传统文化衰落之快，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改变之快，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但由于文化滞后，加之计划生育宣传，多数人对生育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刻板印象的时代，对当下急剧的社会变迁认识不足，甚至视而不见。

5．“管生不管养”文化的形成

在中国的城乡早已形成了一种新型哺育方式： “父母管生”与“祖辈管养”，分工明确。现在养育孩子已大不同于以往：责任重大，孩子娇贵。虽然祖辈也曾经历过为人父母的艰辛，但今日孩子养育之艰辛是他们多数始料不及的。在经历第一个孙辈养育艰辛之后，部分祖辈特别是城市祖辈再也不愿意“重吃二遍苦”。再者，祖辈们也有自己的生活追求，不想因为孙辈养育而牺牲太多。于是，年轻夫妇再生育时面临两难选择：既管生又管养与不再生育。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部分夫妇做出了艰难抉择：不再生育。事业发展成为其很好的“借口”，而社会保险为其解除了养老的“后顾之忧”，增加了其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的底气。殊不知，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运营以人口可持续发展为基础，而人口可持续发展又以人类生育率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为基础，持续低生育率情形下是难以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保险制度的。

6．行为与意愿的悖离

以往预测时多依据“生育意愿调查”得到的意愿生育子女数，而现代社会，人们受到各种生活牵绊的几率远高于传统社会。 “不少生育预测往往是以生育意愿来代替实际生育行为，而具体社会生活和经济约束下的生育行为决策往往显著低于生育意愿。”这种悖离在城市居民中表现尤为突出。对北京市城区、河北省保定市、湖北省黄石市、陕西省西安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城市青年中确实存在着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相悖离的现象，虽然实际生育子女数大于理想子女数，以及实际生育子女数小于理想子女数并存，但后者更为突出。

个体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之间的悖离，自古有之且十分普遍。即便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相近甚至完全相同，也不能据此就认为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因为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是加权平均数，由于相互抵消效应的存在，在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计算中，个体意愿生育数与实际生育数两者之间的差异部分相互抵消。在发达国家，普遍的情况是实际生育率低于甚至远低于意愿生育率。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悖离的现象，但更多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相反的规律。一般情况下，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时，由于非意愿生育的普遍存在，实际生育率大于甚至远大于意愿生育率。但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乃至消失。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实际生育率低于甚至远低于意愿生育率。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呈现出如下态势：一是意愿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均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二是意愿生育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而实际生育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大；三是意愿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之间的悖离是常态，而一致是非常态。

中国不仅早已进入实际生育率低于意愿生育率的时代，而且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之间的差异较大。在此情形下，运用生育意愿调查所获得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去推断生育行为愈发经不起推敲。因此，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要从思想与文化观念人手，重新认识今日之年轻人对婚姻、家庭、生育的理解与实践，避免因“文化滞后”而“误读”年轻一代，延缓生育政策的变革步伐。

7．放水养鱼与地方生育政策调整

在20世纪80—90年代，全国多数农村地区超生较多，基层计生部门也因“社会抚养费”较多而过得比较滋润。但进入21世纪后，民众的生育意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少生、优生、甚至不生成为社会普遍性现象。超生急剧减少伴随而来的社会抚养费也减少， “危及”部分基层计划生育部门甚至是贫困地区基层政府的生存。受社会抚养费利益驱使， “放水养鱼”已经成为部分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一个普遍性现象。此外，全国部分地区已经悄悄地对生育政策进行了微调，致使以往所积存的“单独二孩”生育势能提前得到部分释放。

预期与现实之巨大落差：谁之尴尬

（一）政策之尴尬

分析单独两孩政策“遇冷”之原因，政府相关部门的解释之一是： “受机构改革等因素影响，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存在事实上的放松现象，宣传工作尚存死角，政策知晓率还有待提高。”既然“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存在事实上的放松现象”，那么，2013—2014年超生人数应该增多，出生人数也应该相应增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70后、80后与90后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及时性与容量远远超过其父辈，在全世界所有热点问题都“触手可及”的今天，多数年轻人对“单独二孩”政策的知晓度根本不是问题，只是“70后、80后”群体参与的热情极低，“90后”对此更无实质认知。当然，也有省市在报告中提到“尽管在生育意愿调查时，有相当大比例的单独家庭表示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但在是否实施生育行为时，有相当部分单独家庭却因种种原因而举棋不定。现代人更加注重自我，不是不想生，而是生不起、不敢生”。在如此“清醒”的理解之下，生育政策调整为何举步维艰？长期以来，国家宣传话语及其塑造的民众思维常识，习惯性地将这个问题归因于“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但是， “基本国情”并不会自动产生基本国策，它本身就是宣传话语持续建构的“成果”。作为新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改造运动，计划生育政策惯性其实只是某种“国家”话语主导建构的“人口危机”并赋予一胎合法性。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一直被宣扬还很强烈，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使得以往说辞不攻自破。令人担忧的是，思维惯性所导致的政策惯性，使得中国人口政策迟迟不能对社会关切给予正面回应，这也是社会各界把计生部门视作特殊利益集团，并加以强烈诟病的根本原因，认为其漠视社会成员的个体选择权、忽视家庭结构优化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失独家庭、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快速老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将会在未来20年集中爆发，换言之，政策的尴尬才刚刚开始，未来会有许多社会问题将归咎于“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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