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父亲》和《烟》看穆时英的家庭及风格转变原因
《父亲》和《烟》是两篇半自传性的小说。穆时英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曾开过钱庄,还做过房地产生意。《父亲》中,穆时英曾回忆“每天有两桌客人的好日子,打牌抽头抽到三百多元钱的好日子,每天有人来替我做媒的好日子,仆人卧室里挤满了车夫的好日子”。
在穆时英16岁时,父亲做股票生意破产,家道中落,媒人、“丈母”们不再露面,父亲病得不轻也无人前来探视。穆时英在家中是长子,父亲死后,他自然要担负起家中的生活重任,在求学之余就需兼职谋生,他教过课,作过兼职教师。《烟》中,那个父亲去世,独自开办公司的年轻人身上就有穆时英的影子。穆时英写小说,为了创作,同样也有为了生存的一面。
从众人的宠儿跌落到门庭冷落、苦苦谋生的地步,这对穆时英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心中充满了失落、惶惑、寂寞与义愤。因此,他前期的《南北集》中,充满了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并且对女人的爱充满了粗暴的否定与质疑。这一切,都与普罗文学的主题不谋而合。适逢那时普罗文学在上海相当的热闹,穆时英又是一个追逐时髦的人,因此才写出了数篇具有“流氓无产阶级意识”的普罗文学作品。
但是,穆时英毕竟出身商家,他热爱去舞厅、影院、跑狗场、夜总会,他热爱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他娶了广东舞女仇佩佩,他去力回球场输得连做电车得四角钱都没有。个人经验是作家创作的重要源泉,大上海的繁华奢侈景象必将注入穆时英的笔端。他最终的兴趣之所在还是光艳浮华的都市生活。
穆时英向现代的靠拢还有施蛰存、刘呐欧给他的影响。穆时英曾在1929年初施蛰存与刘呐鸥主编的《新文艺》杂志上发表数篇作品,“穆时英风”的卷起,这本杂志功不可没。《新文艺》杂志对穆时英的关注,有左翼文学风行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对他的创作技巧以及语言的欣赏。《新文艺》发表的施、刘等的现代主义作品,以及刊物上介绍的日本的“新感觉派”创作方法,尤其是刘呐鸥采用其创作的《都市风景线》所带来的全新艺术风格,势必会触动这位追求时髦的都市人。因此,他向着现代的方向前行。
(三)从《上海的狐步舞》《PIERROT——寄呈望舒》《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街景》等看穆时英创作的现代性
穆时英的作品反映的是一种现代时期的生活。《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金子大王胡均益破产而自杀;郑萍失恋,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发;五年前“顶抖的”黄黛倩如今只能靠新发型和高鼻子去掩饰皱纹;一等书记廖宗旦遭遇解聘;书呆子季洁终身也解答不了他自己哈姆雷特式的人生疑问。《上海的狐步舞》中,法律上的母亲与法律上的妻子通奸,婆婆替儿媳拉客;《公墓》中“我”与欧阳玲失之交臂;《玲子》中“玲子”与“我”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与欧阳玲的翻版。《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中的舞女跌入命运的低谷。总之,在这个都市社会中,每个人都面对着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没有安全,没有信任,朝不保夕,这正是现代社会生活冰冷孤寂的特质。
《PIERROT——寄呈望舒》则是现代人失落、孤寂、颓废乃至绝望情绪的集中传达。主人公潘鹤龄心中的琉璃子有“蔚蓝的心脏”,但事实上,她与菲律宾乐师发生关系,还声称自己爱潘鹤龄,这是一种“精神的失节”;潘的作品不被人理解,同事们“从他的作品里发掘了跟他所表现的主题完全不同的主题来”,于是他的思想,他的对于文学的理解全部崩溃;病后的潘鹤龄,回到父母身边,却发现父亲和母亲原是把子女当作摇钱树的。回城的潘先生参加了热情洋溢的群众运动,却被抓进监狱。半年后,跛了左腿,光脑袋的潘鹤龄已经被人们所冷漠的遗忘。这些人都无法在都市现实中找到他们所想像和需要的那种理解、爱和真诚。
穆时英运用了通过运用诸如新感觉、意识流、心理分析之类的西方现代思想资源和写作技巧,让自己的作品去传达现代社会的颓废与凄凉情绪。他还成功借鉴了电影蒙太奇等技巧,用于组织场景,剪接情节,增强场景的可视性和情节的节奏感。《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先分别叙述胡均益、郑萍、黄黛倩等五组镜头,再让他们到夜总会中会合。《街景》则开篇展示三组境头,分别是修道院的童贞女、野宴的男女与“在太阳里晒着脏肚皮”的老乞丐。这三组镜头,分别讲述着天堂、人间与地狱。由此,都市的贫与富的强烈对比以一种现代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
穆时英以一种现代的语言与现代的形式记录现代的人生与现代的情感,他短暂的二十八岁生命因此而拥有了丰富的内容。过去,因为穆时英难以找出定论的政治问题,他的名字多被文学史家所忽略。随着经济大潮的推进以及都市化进程的加速,现存社会中现代情绪的弥漫,穆时英的作品被研究者再度发现和重评,他的作品所传达的现代色彩以及所记录的都市生活增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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