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是一份兼容并包的杂志，也是“新感觉派”的重要阵地。穆时英则被誉为“新感觉派的圣手”，他在《现代》杂志上共发表十一篇小说，由此出发，可探索穆时英创作上的“南北极”风格及此种风格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现代》 穆时英 转变原因 普罗文学 现代性
一、《现代》杂志：兼容并包
一九三二年的上海，文艺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甚至为政治所左右的。淞沪战争之前，上海现代书局曾出过《拓荒者》《大众文艺》等左翼刊物，但都被国民党禁止。因此，书局老板洪雪帆、张静庐计划创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文艺刊物，连带着卖一些书局的其它出版物。这种情况决定了《现代》只能是一个采取中间路线的杂志。因此，书局老板选中了既不属于左翼，又与国民党没有瓜葛，且曾编辑过其它刊物的施蛰存先生作为主编。
施蛰存先生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创刊号《现代》上发表了一个《创刊宣言》，宣言中声明，本志“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本志所刊载的文章的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现代》杂志自一九三二年创刊，到一九三五年五月终刊，共出六卷，在具体的编辑过程中，尤其是施蛰存任编辑期间，确实是依照“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进行取舍。因此，它是一个内容上兼容并包的杂志。
从诗歌方面来看，《现代》杂志上所发表的诗歌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而言都没有自成一派，在前三卷《现代》中，现代派的戴望舒、施蛰存、象征派的李金发、新月派的朱湘、左翼的郭沫若、倡导格律诗的林庚、以及艾青、臧克家、何其芳、宋清如、金克木、陈江帆等都有诗作发表。《现代》杂志翻译刊登了大量的风格各异、思想进步的世界文学作品。在施蛰存主编期间《现代》所发表的翻译文学作品，包括诗、文及小说，约占《现代》每期所刊篇幅的五分之二，有时还要超过这个比例。内容则涉及到英、法、美、俄、西班牙、东欧等国家二十世纪以来的众多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
从小说领域看，在施蛰存的主持下，《现代》发表了当时各种不同倾向的许多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左翼作家和其他进步作家的作品占很大比重，比如茅盾的《春蚕》，郭沫若的《离沪之前》，洪深的《香稻米》，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张天翼的《洋泾浜奇侠》等，同时《现代》也大量刊有巴金、沈从文、老舍、周作人、郁达夫、废名、叶圣陶等文坛名家风格意蕴和思想倾向都不相同的文学作品。
在此之前，施蛰存曾编辑过具有现代倾向的《无轨列车》和《新文艺》，它们在推进中国文学走向“现代性”和“都市性”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杂志创刊之后，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以及后来的黑婴、禾金都在此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具有现代性和都市意义的作品。《现代》成为“新感觉派”的重要阵地，而穆时英，少年早慧，以其具有现代意蕴的作品深入的描写上海这一大都会的繁华与颓废，有“新感觉派的圣手”之美誉。而穆时英的名噪一时又与施蛰存以及《现代》杂志密不可分。
二、穆时英与《现代》
穆时英曾在施蛰存主编的《新文艺》上连续发表了数篇具有普罗文学色彩的小说，包括《咱们的世界》《黑旋风》等。他的《南北集》（小说）于1931年1月10日，经施蛰存大力推荐，在《小说月报》第22卷第1期上发表，这些小说以轻快的节奏、大众化的语言、渲染阶级仇恨意识，传达一种来自最底层的鲜活气息。这使他拥有了“普罗文学的白眉”之誉。
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一号的创刊号上，紧随《宣言》之后，《现代》便推出了年仅二十岁的穆时英的作品《公墓》，这部小说一反穆时英的普罗文学风格，预示着他创作上“南北集”的转向。巴金、杜衡、施蛰存、张天翼等作家的小说都排在其后，由此可见施蛰存对此篇小说的厚爱。在施蛰存主编《现代》期间，几乎每期都有穆时英的作品，在一卷到六卷的《现代》上，穆时英一共发了11篇小说：
1932年，20岁。
5月1日，《现代》创刊号，头条发表穆时英小说《公墓》。
6月1日，《现代》第1卷第2期上，发表《偷面包的面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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