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部任职时，适逢吴三桂叛乱，在京城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也蠢蠢欲动，孙光祀上疏建议除掉吴应熊以绝后患，朝廷采纳后，给予吴三桂分裂势力以沉重打击，为最后平定叛乱做出重要贡献。
康熙十八年（1679），孙光祀65岁，上疏请求辞官回乡。康熙帝谕旨慰留，钦赐蟒服，着照旧供职。他以回家办理父母合葬为由，请假归里。在平阴为父母办完葬礼以后，返回历城姚家庄，从此优游林下，未再回朝任职。
孙光祀乡居期间，也为家乡做了不少好事。他回乡的第二年，山东发生灾荒，他捐粮五百石赈济历城、长清、平阴、肥城四县的饥民;此后每逢灾年，他都要捐谷赈济，使许多人免于流亡。平阴官庄四面环山，历来无井，村民饮水极为不便。孙光祀捐银300余两打了一眼深井，水量充足，水质甘甜，解决了村人用水困难;他还出资在村口修建了一座三孔石桥，名“黄麓桥”，为村人生产生活、交通出行提供了便利。他修的井和桥至今仍存，后人提起无不感念。
孙光祀多才多艺。他工诗能文，为时所重;其书法宗法二王，时人誉为如“龙跃津门，虎卧凤阁”，得之者珍同拱璧，至今在收藏市场上仍为奇货可居。
清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孙光祀病逝，享年84岁。[3]
二、《胆余轩集》其书
据汪灏《孙公怍庭墓志铭》及《孙氏族谱》记载，孙光祀一生著述甚丰，生前有《怍庭制艺》《胆余轩诗文集》《游艺草》《手定程墨》等数种行世。其实，在《胆余轩诗文集》之前，还有一种《胆余杂著》（仅有一篇《自叙》收录于《胆余轩集》中）。但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胆余轩集》（即《胆余轩诗文集》）一种了。 （一）《胆余轩集》的命名
“胆余轩”是孙光祀的书斋名。为何以“胆余”名轩？考孙光祀在《胆余杂著自叙》中有云：
呜呼！三年来茕茕一息，诸险备尝，无复仇之功而有尝胆之苦，是则胆
余之作之所以存也。[4]
可知当初《胆余杂著》中所收，是他家族罹难、未中进士期间三年诗文的结集。而“胆余”，即卧薪藏胆之余。后来虽然冤案平反、大仇得报，但孙光祀一直念念不忘那一段痛苦的经历，因而把书斋命名为“胆余轩”，所作诗文结集时也便命名为《胆余轩集》了。内阁学士陆葇在序文中将此“胆”理解为“胆魄”，并借以推许孙光祀“识定而胆决，而发之于言、措之于事，皆立于至当而不可易也”[5]，其实并不准确。
《胆余轩集》在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在内的一些文献著录中也作《澹余轩集》，可知已非本意;孙光祀同年好友、曾任贵州巡抚的曹申吉（1635-1681）字澹余，且著有《澹余集》，或是二书混淆所致。今天看来，仍应统一作《胆余轩集》为是。
（二）《胆余轩集》的成书
孙光祀在《胆余轩集》卷首有一篇简短的《自叙》，签署时间是“顺治辛丑初秋”。辛丑是顺治十八年（1661），是年顺治帝退位，康熙帝登基。据序中称顺治为“先皇帝”，则此序写于顺治退位之后。说明此集在此时已经编定。但是否刊刻了呢？看来没有。这一则可以从现存文集中有不少后来康熙年间的文稿可以证明，二则卷前其他序文也是有力的证据。《胆余轩集》卷首有韩菼（1637-1704）、陆葇（1630-1699）、李应廌（1638-1704）、魏希徵（1646-1715）、汪灏（1643-1718）等多人的序。韩菼的序作于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陆葇的序作于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李应廌的序作于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魏希徵的序作于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汪灏的序作于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此外还有彭会淇的一篇《跋》语，撰写时间未详。《自叙》中有言：“近者有识之士慎于自爱，率不敢轻为文章，声誉之中亦有不测者存焉。故不欲强名公大人以所难，而自述数语以见志。”[6]可知在初步编定本书时，摄于文网严密，自己又未宦成归田，并没有请人作序，也没有刊刻发布。直到30多年以后，他的儿子们为了给他祝寿，才在原稿本的基础上予以增删，并找了几位与他有师生之谊的在朝名臣撰序之后付梓的。因此，本书的刊刻一般认定为康熙三十五年（1696，韩菼作序之年），应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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