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折中前行：新中国70年教育管理学的发展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学走过了改革开放前的艰难性发展、改革开放后的恢复性发展、21世纪以来的反思性发展等曲折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先是对教育管理学进行初步改造，继而移植苏联，之后教育管理学受到冷落，不仅学科位置被弱化，其学术研究也被迫中止。1978年开始恢复重建，而后渐入佳境，走向深化与繁荣，学科建设蒸蒸日上，学位点不断增设完善，经典教材、著作以及学术论文层出不穷。进入21世纪后，学界开始进行批判性反思，考虑立足本土、走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发展之路。70年教育管理学的发展，给我们的经验启示是多方面的：宏观政策环境是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必要基础；学科自身努力是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扎根中国大地是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年；教育管理学；艰难性发展；恢复性发展；反思性发展

　　作者简介：杨天平，陈凯(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金华321004)

　　作为一门外来学科，教育管理学在近代传入中国，至新中国成立前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奠立了近现代中国教育管理学的基础。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管理学在我国不仅未受重视，反而迭遭坎坷。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管理学开始拨乱反正，走上了学科复苏之路。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开始关注该学科的理论体系建构，就我国教育管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表意见并展开讨论，丰富了教育管理学的内涵。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历程，总结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可以唤醒学科建设应有的历史意识。

　　一、教育管理学的艰难性发展(1949—1978年)

　　1949年至1978年，我国教育管理学建设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不断被改造、被弱化的过程中艰难发展，并一度表现出裹足不前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我国教育事业改造的进行，教育管理学科同样经历了“初步改造”，但在改造过程中依然存在于国内高校教育系。1952年，随着社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迎接中苏友好月》的发表，我国正式学习苏联教育体系，在教育管理学领域开始“照搬苏联”，导致我国的教育管理学科失去其原有地位，被弱化为教育学的最后一个板块。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学者虽曾呼吁重视教育行政、学校管理等学科，也曾出版过立足于解决我国中小学管理实际问题的著作，但这些声音都因种种原因遭到批判而被淹没。自1957年起，受国内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我国教育管理学开始“受到冷落”，未取得任何进展。

　　由图1可以看到，20世纪40年代，我国教育管理学著作的出版数量依旧保持在一定水平。50年代起，其数量开始急剧减少。其中，50年代出版的学校管理学著作均为从苏联引进、国人翻译的舶来品，有关教育行政学内容的书籍更是屈指可数。六七十年代，我国有关教育管理学著作的出版数量则趋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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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931—1978年国内出版的教育管理学著作数量变化(单位：种)

　　资料来源：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全国总书目》(1949—1978)(1)

　　(一)初步改造(1949—1951年)

　　经历过民国期间的发展，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学课程设置已初具规模，教育管理学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新中国成立之后，高校教育系曾受到严厉批判，学者普遍认为这种学科与中国实际无关，并且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控制[1]，因此我国高等师范教育领域开始了一系列的课程改革，教育管理学同样面临着改造与重组。

　　1949年，由时任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张宗麟先生负责，在邱椿、陈友松、董渭川、徐特立等专家学者的参与下，经过长期研讨，《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于同年10月正式颁布。在该规定中，“教育行政”“教育测验与评价”两门课程被规定为高校教育系必修课程，要求学生分组修习“教育行政”[2]。而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根据这一规定制定了课程草案，将“教育行政”“教育统计与测验”两门课程放置第三学年开设，并在第三和第四学年设置“教育行政组”，要求学生学习“学校行政”“教育视导”“学校事务管理”以及“教育调查”[3]。试行半年多后，秉持“坚决改造，稳步前进”的原则，针对上一次课程改革存在的不彻底现象，教育部邀请各系专家学者组成课改小组，进一步的课改在紧锣密鼓中展开。在具体实施的文件《高等学校课程草案》中，对教育系的必修课程进行了修订，保留“教育行政”并设置为第三学年学习的课程，将“教育测验与评价”纳入“教育行政”学科，旨在为该学科服务。调整过的“教育行政”课程包含四部分内容，分别是“教育行政工作的几个基本原则”“地方教育行政”“学校行政”及“教育统计调查”。其中“学校行政”囊括教学工作的领导与学校事务的领导(校舍、经费、人员等)[4]，可见包含了有关学校管理的内容。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课程改革，教育管理学作为高校教育系的一部分被保留下来，并未受到删减。

　　但是，这一时期有关教育管理学教材、专著的编写工作却相对滞后。通过对新华书店总店编写的《全国总书目(1949—1954)》进行全面检索，没有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编写、公开发行的教育管理学著作。根据张济正先生的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出版过几种书籍，比如教育资料丛刊社编写的《小学的行政管理》(1950)、许忆痴的《小学行政》(1951)等，属于经验性、资料性的集子。还有程今吾的《延安一学校》(1949)，仅仅是介绍管理小学经验的册子，称不上正式的教学用书。而在当时出版的教育学教材中，也鲜有对学校管理进行介绍的内容[5]。

　　(二)照搬苏联(1952—1955年)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较为严峻。中苏两国交往密切，学习苏联成为当时我国的基本国策。在随后的高校教育系课程改造过程中，“教育行政”课程被剔除。1952年“院校调整”后，我国高师院校开始独立设置。同年，参照苏联教育理论，教育部制定、印发了《师范院校教学计划(草案)》。在该计划中，教育系的必修课程从原先的13门增加到了21门，但是删去了原本独立设置的“教育行政”[6]。在该计划发布后的讨论、修订过程中，有学者主张恢复“教育行政”学科，但由于当时苏联教育学科体系是我国教育领域的唯一参照，这一观点遭到了反驳，理由是更多人认为教育行政问题还是作为教育学的组成部分更为合适，如果“单设一科，一定难免重复”[7]。修订后，1954年重新颁布的《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将教育系的必修课程从21门增加到23门，但依旧没有“教育行政”。从此，有关教育管理学的课程在国内高校教育系失去了位置(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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