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公民享用大众传播资源 宪法保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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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如，许多省、市人大通过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在驾驶车辆时不得收看电视或戴耳机收听广播。参见《鞍山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1994年）第18条，《江苏省道路交通管理条例》（1995年）第36条、第55条，《吉林省道路交通管理条例》（1997年）第35条，《天津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定》（1999年）第17条，《湖北省道路交通管理处罚规定》（2000年）第9条等。
(2)司法部门1990年发布施行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就对罪犯的传媒视听自由作了明文限
定。该规范第30条规定：“按规定时间听广播、看电视。收听、收看时，坐姿端正，不准从事其他活动，不准闲谈走动，不准擅自开闭、选台。”第57条规定：“本规范是罪犯接受改造必须遵守的言行准则，是考核罪犯和改造表现的一项基本内容，是进行评审的一个基本条件和实施奖罚的重要依据，所有罪犯都必须严格遵守，付诸实施。”尽管已有学者指出，《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第30条的规定单纯强调罪犯行为矫止，而对分级处遇的需要缺乏应有的考虑。这一规定适用某一级别的罪犯也许是适宜的，适用各级别罪犯则显然过于严厉，不利于激励罪犯接受改造。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因触犯刑律而身处监管羁押场所的公民，其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权益之享有与行使，将受到一定的约束与限制。
(3)刑法改革国际编写的《〈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详解》，对该规则第39条有以下的说明：良好的实践应当是一般都允许囚犯全面接触监狱外面所有合法的新闻媒体。对这一规则的例外应当仅限于保障拘禁安全方面的理由，如对有助于从拘禁中脱逃或在监狱暴乱的物品可以限制。为了治疗来限制接触信息不是良好的实践。治疗依赖于与外界保持联系。因此，系统的剥夺关于当前事件的消息从理性上不能被看作是—种治疗的形式——特别是对于旨在保障囚犯释放后作为全面参与的公民回归社会的治疗措施而言。
根据这一出发点，第39条规则对监狱当局规定了一项附加的责任，即提供接触“较为重要的消息”的机会，甚至对那些因为某种原因不能自己获得此类消息的囚犯也是如此。监狱图书馆中应当订阅最重要的报纸和杂志。允许囚犯订阅监狱外面各种合法的杂志是良好的实践。应当鼓励私营机构为贫穷的囚犯免费订阅报纸和其他杂志。给予囚犯接触外界信息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是向他们提供收听收音机节目或观看电视节目的机会。这意味着监狱将不得不提供收音机和／或电视。通常，这都是在囚犯能够在工作之余一起活动的具体房间中进行。（参见刑法改革国际编：《〈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详解》，于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138-140页）
(4)事实上，根据我国法规的规定，凡是以国家强制力将一定社会成员隔离于社会、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场所和设施，包括已决犯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未成年犯管教所等，都应该为被依法隔离其中的囚犯 提供接触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适当机会和条件。公安部制定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收容审查所管理工作暂行规定》（1984）、《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1991年）、《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2000年），司法部制定的《劳动教养教育工作规定》（1993年）等，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
(5)1998年10月5日，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该公约。按照我国的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我国在正式成为该公约的当事国之前，还需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批准程序。但是签署该公约本身表明了中国尊重该公约确认的基本人权，并将结合本国的情况，对其妥加保护的庄重态度。至于该公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如何在国内适用，可参见王家福等主编：《人权与21世纪》第2部分“国际人权公约的实施”，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龚刃韧：《关于国际人权条约在中国的适用问题》，载于夏勇编：《公法》（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282-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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