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在国际法中的地位(2)

　　长久以来传统国际法中，否定说占据着主导地位，有学者将这种以国家间体制为基础，只承认国家是国际法唯一法律人格者的观点称之为国际法中的“迷思”（Myth），这种迷思承合了国家主权理论，有利于以国家为中心的统治权的行使，深受实证主义学者的推崇。
　　然而在主客体二分的实证主义教条下，个人在国际法上不被认为具有享受权利和负担义务的能力；在这个迷思下，个人在国际法上无法享受权利与负担义务，而只能间接的由国家所授予。也就是说，在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法体制下，“个人的权益与福利还需仰仗国家的意志与力量，方得受到应得之保障”。
　　依瓦尔特曾说，“对个人的损害就是对该个人所属国家的损害”。这就是使个人的安全与利益依赖于国家是否有保护的意愿，因为国家可以随时决定废弃或撤消相关的国际条约或国际决议，如此一来，个人就根本无权或没有依据在国际社会场合，争取其应可享有之权利①。总之，简单地将国际法界定为“国家间法”，过分强调国家的权力，而忽视个人在国际法上的作用，将对个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充分，个人依国家意志而得到的保障具有不确定性。
　　与之相反，肯定说着重强调个人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对人权的保护，另一方面，使个人与国家具有同等的地位，对自己的国际行为负担义务和责任，避免在某些情况下犯罪之人以国家代表的身份或国籍作掩护而逃避责任。作为对传统国际法主体理论的否定，我们必须先明确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因为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反映了时代的某种要求，只有了解历史背景，才能从本质上作出分析。最早提出“个人是国际法主体”的是法国学者狄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学者杰塞普、美籍奥地利学者凯尔森、英国学者劳特派特都强烈主张个人是国际法的主体。这得意于二战后国际法对个人在国际刑事方面所应负责任的规范及国际人权的发展。在纽伦堡审判中，法院判决书明确说明，“国际法对个人和对于国家一样，使其负担义务和责任”。更重要的是，那些军事法庭均驳回了遵守上级命令或国家法律为由的抗辩。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国际军事审判在惩罚犯罪的角度上体现了法律的“正义”，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两极分化的世界格局下，它所埋下的政治隐患和法律弊端。此后，英美国际法学者提出建立世界国家、世界政府的理论，攻击国家主权，因为否定国家主权，强调个人享受国际法上的权利，直接受国际法保护，帝国主义就可顺利地对其它国家进行侵略和干涉。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权的美丽面纱下掩盖的是强大的国家权力而非国家权利，相应的国家义务亦无法履行，国家的国际责任更无法承担。可以说，“肯定学说”的不足在它产生那一刻就已形成，它的政治目的使其在实践过程中常常会偏离正常的轨道，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历史上也曾发生过。
　　二战以后，无论在国际民族范围或国际海域开发领域，以及探索外层空间方面，都大量展现个人的活动。于是“国际法规开始逐渐强调人类在国际社会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全体人类在国际社会中存在之尊严和价值之定位”，国际法开启了“人权时代”的来临。人权运动的开展代表者国际社会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体系，正在做急速的改变，国际法制体系必须随着国际潮流的走向，作出必要的调整。但就现阶段来讲，如何将“人权思想”融入国际法制体系，以及如何处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理论界莫衷一是，孰是孰非，有待实践的检验。
　　三、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及其相关问题
　　长久以来，各国法律政治制度的建立乃至于国际法律制度，大致上说都是以国家为中心，国家利益或国家价值被各个国家视为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但是，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发展也带动了整个社会民主思潮的汹涌澎湃，人权运动逐渐兴起，进而带动了整个国际发展出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价值。国际法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国际法主体的问题的上，便是否定说与肯定说之争。 　　然而，无论是否定说还是肯定说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都受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影响，综合反映异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发展要求，二者孰优孰劣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我们应从双方的争议中看到国际法未来发展方向。在经历了个人不是国际法主体——否定个人不是国际法主体（肯定个人主体资格）之后，我们要大胆地提出在新的基础、新的条件下的肯定，即国家在现阶段仍是国际法的主体，但不排斥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可能性，遵循“合法、合理”的原则，适时、适当地接纳个人成为国际法的主体，也就是完成“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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