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上）(4)

    例如，从分配差距的角度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强调竞争，追求效率，就必须承认合理的分配差距，这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但与此同时，分配差距也必须适度和合理，否则，如果分配差距过大，就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由于我国农民、产业工人收入普遍偏低，不同人群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基尼系数持续走高，[13]内需不足非常突出。尽管政府多年来运用多种手段力图拉动内需，但仍未能治本。为此，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面对外需骤降、出口不畅等问题，我国并行巨额投资、结构减税、家电下乡等诸多举措，试图拓展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同时，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还确立了“调低、扩中、限高”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框架，强调在法律上改变现行的收益分配权配置，不断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又如，从分配公平的角度看，分配不公的问题也需通过改变收益分配权的配置来解决。在任何国家，尊重劳动、公平分配、各得其所，[14]是极其重要的导向，如果由于垄断、资源禀赋以及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存在，形成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分配差距，且该差距与个人的勤奋努力、辛劳付出没有直接关联，就会形成严重的分配不公。因此，必须对相关行业、地区的相关主体的收益分配权进行公平配置。由于初次分配是按照一般的市场原理、市场原则进行，对于公平价值体现不够，极易形成分配不公。因此，国家强调在初次分配中也要体现公平。我国政府已认识到“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因此，在2007年10月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强调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再如，从分配体系的角度看，如果以“富国裕民”或“民富国强”为理想标尺，[15]则当前分配体系的总体格局存在严重结构失衡：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多年持续过快，而居民收入增速多年持续过慢；同时，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持续下降。上述的分配结构失衡问题，不仅无助于私人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公共经济的持续，因而对失衡的分配结构必须予以特别法律调整，以形成更为合理的收益分配权体系。

    总之，无论是上述分配差距过大或分配不公问题的解决，抑或失衡的分配结构的调整，都需要对既有的收益分配权配置进行变更，都需要相关制度的综合协调；而针对上述各类问题，财税法的调整都可以发挥突出作用，它可以影响不同类型收益分配权的“权重”变化，并对不同主体的收益分配结果作出调整。对于各类收益分配权的“权重”问题，以往经济学界是从价值、贡献的角度予以关注，但法学界的研究总体上还较为欠缺。此类权利与利益的对应及其量化问题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此外，研究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不仅需要揭示分配结构与财税法之间的上述关联，还需要在更为广阔的法律体系中把握各类法律调整对分配结构的影响，这有助于发现财税法调整与其他法律调整之间的关联，以及财税法调整的特殊性，说明财税法与其他法律协调互补、综合调整的必要性。

    三、分配结构的多元法律调整与财税法调整的特殊性

    如前所述，分配结构与分配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要求分配结构的调整必须对相应的分配制度进行变革，并且，改变法律上的收益分配权配置是关键所在，为此，下面将结合各类分配制度，探讨分配结构的多元法律调整，以及财税法调整的特殊性问题。

    考虑到分配结构的划分是多种多样的，且通常在分配方面人们非常关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有时也会关注“第三次分配”[16]），下面着重结合两次分配所形成的分配结构，分别说明宪法和民商法等传统法对初次分配的重要影响，以及经济法和社会法等现代法对再分配的重要功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财税法调整发挥作用的空间和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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