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民主是善的竞争机制(2)

　　要真正讲清这个问题， 还须从民主的来源谈起。中国的传统思想，只有民生、民瘼，没有民主。民主是舶来品。然而，西方先进的民主理念传到中国的情形，有点像慈禧时代的马拉火车，——舍弃了火车的操作程序，火车的快捷性目的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任何实现目的的唯一正确的手段被抛弃，目的都是不能实现的。就是说实现目的的条件是不具备的，因而这个目的就不成其为目的，就变成了幻想。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民主对于我们而言，总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马拉火车虽然荒唐，但存在的时间毕竟很短。然而，民主这种“火车”用“马”—— “内定选举”（下文详述）“拉”，却“拉”了五、六十年，至今仍“拉”得很带劲哩！

　　三、程序民主是改造人改造社会的善的竞争机制

　　程序民主不但是选择好人的正确手段，而且是改造人改造社会的机制。对于后一方面长期被忽略，以为选举就是以选择好人为目的。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将人当作物，以为好人坏人是固定不变的。当然，人是千差万别的，是有好（君子）、坏（小人）之分的（不承认这一点就没有了善恶标准），但这个区分不是绝对的。人具有善恶两面性，所谓好人不过是善的方面得以表现，恶的方面被抑制而已；坏人则相反。人是可以在社会实践中改变（被改造）的，社会实践是怎样改造人的？是通过社会竞争机制改造人的。一个好的有序社会一定有良性竞争机制，使社会呈现为向善的趋势性，使人性善的方面发扬光大；一个坏的无序社会一定有恶性竞争机制，使社会呈现为向恶的趋势性，使人性恶的方面充分展现。善、恶两种竞争在选人用人上的反差最为明显。 
　　当今社会严重无序，被易中天称之为“道德沙尘暴”。风源就在选人用人的错误手段——等级授职制，这种机制其实就是伯乐相马式。第一代“伯乐”也确实相出了“千里马”。因“伯乐”对“千里马”们有知遇之恩，而且还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所以他们只对“伯乐”负责，争先恐后地为“伯乐”服务。幸亏这个时期“伯乐”和人民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所以掩盖了这种手段的弊端。二代、三代……“伯乐”，由于相马术以及道德水准的普遍降低，“千里马”被相出的概率逐渐减少，尤其是“伯乐”和人民的利益逐渐分裂乃至对立，导致局面迅速恶化。直至今天，卖官鬻爵、官场腐败已经严重到了危害党和国家安全的程度。在这种氛围下，往往君子不敌小人，导致了竞争的逆淘汰。人的本性避害趋利，追求利益最大化，此时抑善扬恶反而符合他的利益，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民以吏为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众人纷纷学小人不学君子，致使君子的概率急剧下降，小人的概率急剧上升，导致了恶的社会潮流……

　　程序民主当然也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善的竞争机制。虽然它选出来的人不能保证都是君子，但就是误选了小人，他要么作秀装成君子（大多是会被发现的）要么变成君子，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其原因仍然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只有抑恶扬善才符合他的利益。程序正义决定结果正义，——不在于选了谁，而在于怎样选。就是同一个人，被等级授职制选出来就会抑善扬恶，很可能会成为小人；而被程序民主选出来就会抑恶扬善，很可能会成为君子。民以吏为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众人纷纷学君子不学小人，致使君子的概率急剧上升，小人的概率急剧下降，一个好的有序的清明社会就这样产生了。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伯乐”对“千里马”们有知遇之恩，而且还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 所以他们只对“伯乐”负责，争先恐后地为“伯乐”服务。而程序民主使全体选民都成为“伯乐”（“ 伯乐群”）， 所以他们要对全体选民负责，争先恐后地为全体选民服务。

　　总上所述，本文提出一个新的人学观点：人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他参与的社会竞争，社会竞争的趋势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根据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很多难以理解的现象，隋唐两代有一些历史人物，如封德彝 、 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为什么同一个人有这样截然相反的表现呢？概由于隋炀帝喜欢阿谀逢迎，唐太宗从谏如流，侍奉两君的朝臣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了善、恶两忠不同的竞争，从而造成了忠、奸集一人的奇特现象。再如那个被称为“定时炸弹”的林彪，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敢于直言，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否则不会成为一代名将；而在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时候他就曲意逢迎献媚缴宠无所不用其极了。正是善恶两种竞争，造就了一代名将、千古罪人——两个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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