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合理陈述义务对告知义务在未履行的救济上的修改
在旧法下保险人针对被保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或进行虚假陈述的救济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解除合同,但是这个单一的救济措施不能够很好的区分被保险人因为意外的遗漏和被保险人人故意隐瞒或进行虚假陈述以获得更好的保险交易这两种情形。同样的,这种救济方式也没有考虑到被保险人的不披露或失实陈述对保险人进行风险评估的影响,即使了解了被保险人所未披露的内容保险公司仍愿意以不同条件承保的情形也是存在的。基于以上两点,业界普遍认为这种救济方式对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人来说都有些过分严厉。为了变更这种过于严厉的救济方式,新法第8条引入了一个新的救济方式:“比例救济”。
新法首先将被保险人的主观态度分为故意或轻率以及既非故意又非轻率两点,针对不同的主观态度保险人享有不同的救济方式。对于前者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且拒绝赔偿、拒绝退还保费。至于后者新法对其进一步区分为三种情形:第一,被保险人既非故意也非轻率,在没有违反合理陈述义务的情况下保险人能证明也不会签订保险合同,则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拒绝赔偿但要退还被保险人的保费;第二,如果保险人能证明其将以其他条款(除保费条款以外)订立保险合同,则保险合同被视为依照保险人要求的不同条款订立;第三,如果保险人证明其将增加保费,则保险赔偿金的赔偿将按比例递减。
三、合理陈述义务对保险人的影响
(一)第3条第4款a规定的披露修改对保险人的影响
第3条第4款a规定的披露并不是对传统告知义务披露的一项革命性的变革,而是一项渐进性的变革。它保留了旧法第18条的实质性内容,也吸收了多年以来法院判例对立法的补充的要点,从区分被保险人身份属性、细化重要事实概念和标准、新增被保险人“合理查询义务”三个方面着手,对原有的披露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这些修改不仅会给被保险人带来新的变化也会对保险人产生新的影响。
首先是对于被保险人属性的区分。新法将被保险人区分为自然人和非自然人,这对保险人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有必要针对不同属性的被保险人采取不同的订立策略。当被保险人是自然人时,保险人的方针不必发生颠覆性地调整,仍将主要目光集中于被保险人告知和陈述的信息就好。但当被保险人是非自然人时,保险人对于信息的关注的工作量将大大增加。因为对方公司中除了高层外,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任何人所掌握的信息也是他们需要关注的。此外由于所处位置不同,高层管理人员和基层负责人员对相同事项的告知可能也是不同甚至相悖的,这就需要保险人进一步的沟通和确认。可以说,对被保险人属性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对保险人的专业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表达了法律对加强保险双方沟通互动的想法。
对于被保险人新增“合理查询义务”则表明了新法提升保险合同双方的专业与互动的意图。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65%的中小型企业投保时往往忽视了它们的保险人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并且过度依赖保险经纪人和熟悉相关保险业务的基层业务人员。改变保险市场中被保险人的这种消极行为,是第4条第6款诞生的初衷。“合理查询义务”以“合理”为限,其调查的范围应当止于被保险人所能得到的范围,但即使如此,这一义务的履行也需要保险人在背后为被保险人提供可利用的业务指导。只有保险合同的双方都以一种更为积极地姿态进行良好的互动和沟通,才能更好地在日常事务中对于本义务解释的不确定性。
(二)第3条第4款b规定的披露修改对保险人的影响
该条修改将原本由被保险人一人完成的工作转变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共同合作完成,这将被保险人从原本繁重的束缚中适当松开,也让保险人从合同订立之时起便发挥其专业优势。看起来是件好事,但是站保险人的角度,这项规定无疑是增加了保险人的负担。此外,由于轻微的瑕疵履行已经被法律豁免,那么保险人想要证明被保险人未履行合理陈述义务,保险人所负担的举证责任会比过去更重。举例来说,在过去保险人想要证明被保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其只需要证明被保险人没有将什么信息传递给他即可。现在,被保险人履行合理陈述义务的方式包括传统的“完全披露”和新增的“充分提示”两种。在订立保险合同的过程中,一旦保险人开口对被保险人进行询问(这一询问可能是依据自身职责也可能是针对被保险人陈述),那么保险人想要证明被保险人未履行合理陈述义务的难度便大大增加,因为出于职责的询问与针对被保险人人陈述的询问两者的界限并不是如楚河汉界一般清晰分明的。
虽然看起来关于合理陈述义务的履行的修改对保险人来说负担大于获利,但从乐观的角度看,以往的法律太过于强调被保险人的义务和责任,一个负担过重的被保险人与一个消极的保险人对于行业的发展来说并不是件好事。当前法律对于保险人的高要求,在客观上会促使保险人主动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履行自己的相应职责,一个积极地保险人、一个良好的互动机制才会推动保险行业的巨轮不断前行,而一个良好发展的保险业对于保险人来说也是一大契机。
(三)比例救济原则的引入给保险人带来的影响
比例救济的救济方式对于过去严厉僵化的救济方式来讲是一次颠覆性的变革,对于保险人来说最直接的变化是,一部分保险人再也不能以被保险人未履行合理陈述义务来解除合同。更进一步的是,比例救济对保险人的举证责任提出了新要求。在该原则下,保险人负担着两重举证责任:首先,根据新法第8条第6款的规定保险人有义务证明被保险人在主观上的态度是轻率和故意的;然后,保险人还要证明在被保险人履行了合理陈述义务之后他将采取何种方式对策。可以说比例救济原则的适用不会产生一个特定的结果,它实际是在保险人的对策上进行下去的。如果保险人能够证明当被保险人尽到合理陈述义务时,他将会签订合同/变更条款,增加保费/,法院就在他假设的基础上对其拥有的救济作出判断。但保险人需竭尽全力、用尽一切办法证明一个假设而来的问题,可想而知证明难度十分巨大的。新的救济方式让保险人能更为灵活的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有增加了一个可以想见难度极大的证明责任,对于这一救济方式对保险人来说是忧是喜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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