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既不是起诉人，也没有极为重要的上诉权，构不成完整的诉讼权，被害人只有请求权，而非决定权，也就是说被害人没有直接启动二审的权利。据此表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还不属于独立完整的诉讼主体，而是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
（五）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狭窄。
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赔偿的范围只限于物质损害赔偿，未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民事领域，法律已认可精神损害赔偿的存在。既然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民事诉讼，将其排除在适用该条件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这种限制性忽略了民事上精神损害赔偿的发展，违反了法制统一的要求。
四、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平衡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
明确规定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同等诉讼地位和对等诉讼权利。
（二）扩大刑事损害赔偿范围。
在我国民事损害中的受害人可以要求并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刑事侵权损害的被害人却不能要求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而实际上刑事案件被害人所遭受损失往往大于民事案件受害人。
因此应当统一刑法和民法的法律规定，将刑事损害赔偿范围扩展到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以便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赋予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上诉权。
在公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赋予了刑事被害人上诉权，从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我国应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科学之处，通过立法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四）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我国应尽快制定《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办法》，以立法的方式，对补偿的资金来源、补偿的对象和范围、补偿的数额和原则、补偿的程序等进行明确规定，使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具有权威性、统一性和明确性。
参考文献：
1.王建立，《论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力保护的缺陷及完善》，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3.
2.贾有江，《关于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体系的设想。思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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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卫东，《套新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00.
7.康树华，《犯罪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8.汤啸天，《犯罪被害人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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