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冲突·抵抗·吸纳——近代中国租界领事裁判权和会审公廨制(3)

　　如果这个案件发生在华界，也就是大清国所管辖的区域，归案六人恐怕会在黑暗中被悄无声息地被虐杀且不会发出任何的声响，无人知晓也无人关注。因为同样在1903年，在清王朝的权力中心北京，皇城根下，另外一位报纸编辑沈荩，也因为在文章中对清王朝和皇室有稍有不敬的语句，即被收监入狱。未经任何审判，活活鞭打至死。

　　而《苏报案》的涉案人员却因为有会审公廨制度的存在而无法暗箱操作，审判的结果，不仅另外四人被当庭宣告无罪开释，两主要被告人也只是被判处了短期徒刑而已：章太炎被判处监禁三年，邹容被判处监禁两年（后病死狱中）。

　　不仅如此，通过此案的审理和新兴于上海租界的中国近代报业的报道，使闭目塞听的中国普通民众对西方的司法制度有了耳目一新的了解，并惊讶地知道中国革命党的存在和他们的政治主张，彼时距兴中会成立已有十年，但在缺乏消息传播渠道的中国，绝大部分的民众仍然不知道这些革命者的存在和他们的政治理念，或者将他们混同于传统的帮会，为争地盘或抢码头而纠伙斗殴。

　　《苏报》案的审判过程中，腐朽没落专制的大清王朝，在会审公廨这一制度下碰了一个大钉子，丢了面子不说，更让皇国子民们看清了它色厉内荏的真实面目。

　　《苏报》案案发后，一向对于革命势力的蓬勃发展深感头痛的清政府认为这是清算并铲除躲在租界内进行反清排满的革命党人的大好机会，于是通过外交手段照会租界领事要求捉拿革命党人。在当时的那种态势下，此举如若成功，革命党人在中国国土的活动上将失去最后一道防护罩，成为满清鹰犬们追杀的猎物。经过一个多月的交涉，租界当局作了有条件的让步，中西巡捕联合进行搜捕行动，两名文弱书生被捕归案。

　　初战告成，那些学了半吊子万国公法的清国官僚开始了第二步行动：向租界当局提出引渡一干人犯等到南京受审的要求。

　　谁知这一步却失算了，中外舆论哗然，新闻界开始介入和关注。清廷的总理各国政务衙门虽知国际法中引渡制度的存在，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就是引渡制度中“政治犯不引渡”的例外条款，此外，有些国家的内国法还规定倘若有证据表明被引渡者在引渡国无法受到公正的审判的话，可以拒绝引渡要求。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随着法治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刑罚中废除了死刑制度，所以有些国家规定对被引渡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也不予引渡。

　　《苏报》案的两名涉案人明显属因言获罪。在西方人的人权观念中，因在报纸上发表对政府不满的言论而面临审判，甚至可能遭受凌迟、株连九族这些违反人道主义酷刑的制裁，是不可理喻且难以容忍的。

　　《苏报》案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连英国首相也亲自致电英国驻华公使，要求不得将《苏报》案涉案人员引渡给清政府，命令此案必须交由会审公廨审理。

　　至此，清政府引渡人犯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不仅如此，由于此案引起了中外舆论及各种力量的关注，即使租界当局想和清政府私下交易，也是不可能的了。

　　《苏报》案的审判法庭由谳员孙建臣、上海知县汪瑶庭、英国副领事迪比南（B.Giley）三人组成。

　　更让清政府意想不到的是：按照法律程序，清政府只是此案的原告一方，而章邹二人属被告一方。堂堂大清国政府，一向以民之父母自居，却在自己的领土中，在一个中外混成的法庭上，以原告的身份起诉自己的子民，这对于清廷而言，如同失地赔款般有失朝廷威仪，但事已至今，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好硬着头皮将官司进行到底了。

　　更为有趣的是，由于政府官员缺乏法律人才，清廷不得聘请了两国外国律师，而章邹二人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筹资也为二人延聘了两位洋律师，而按照《大清律》的规定，是严格禁止讼师出现在公堂之上的。

　　一方是煌煌天朝，一方是两文弱书生及一些牵连者，一个奇特的法庭，双方都请洋律师助阵，官司背后的政治因素，如此盛大的司法套餐及其中的紧抓眼球的新闻因素，所有的一切，使人关注并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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