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文本的批判性解读(3)

第三，基本权利的行使仍缺乏一些必要的基本程序，使一些基本权利好似大树上高挂的果实而缺少的恰恰是上树去摘取的“程序”这一梯子。果实好则好，却无法让人真正享有。譬如，当财产权、男女平等的权利、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宗教信仰的权利、人身自由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监督的权利等受到国家权力的侵害时，往往是无（程序）法可依，告状无门。其原因是缺乏制度内的救济程序和机构

第四，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隐含着国家与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之倾向价值。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从字面意义推敲,该规定则隐含有国家、社会和集体利益重于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之嫌。从逻辑上看, 权利和自由受限的唯一理由必须是出于维护权利和自由本身，换言之，为了权利和自由，我们的权利和自由才受到限制。

事实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每一次变迁，都会首先引起利益关系的分配调整和变革，这种利益关系又首先影响利益主体的权利需求和权利观念，而最能体现社会变迁的正是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的最终落脚点应当是基本权利在宪法中认可。因此，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宪法的变迁应当首先是基本权利的变迁，换言之，基本权利系谱中的成员的不断增加，就是社会转型或变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直接标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社会各个领域皆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尤其是经济体制发生了有史以来的最深刻的革命，由此所引起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必然反映到宪政制度层面上，亦必然要求以宪法之“高级法”形式把基本利益关系即基本权利关系确定下来。

三、 经济制度与政策之规定：宪法文本的结构性缺陷之一

宪法的基本功能有二：其一为限制权力，其二为保障人权。从各个宪政国家的宪法内容看，基本上不涉及本国的经济制度与政策之规定，而主要就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机关的职权及程序做出规定。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考虑经济制度和政策无规定之必要，一国推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主要取决于该国选民对执政党的政策选择，假如宪法把某种经济制度和政策固定下来并奉之为“至上”，岂不是否定和剥夺了人民自己对经济幸福生活选择的权利？即使有权利选择，岂非伴随着不断选择而不停顿地频繁修宪？若此，宪法的权威性与稳定性又焉在？所以，对以“追求幸福的权利”为宗旨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宪法一般不宜规定。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宪法，对经济制度和政策也未规定。这样看来，宪法上不规定经济制度和政策是宪政国家的固有做法，也是宪法本质使然。

我国现行宪法在总纲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经济制度或政策有关。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的四次宪法修正，共有31条修正案，其中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共计16条，都是直接关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修正：先是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承认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进而把“国营经济”修改为“国有经济”、并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进宪法中，最后修改了经济分配制度、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并最终承认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这四次宪法修正表明：宪法的稳定性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与宪法规定经济制度和政策内容有着直接密切的因果关系。质言之，我国宪法之所以稳定性差，其因皆与经济制度的不断变迁有直接的联系。自1954年以来第一部宪法到1982年第四部宪法以及四次修宪，宪法不断变迁的深层次的诱因均为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变迁所致。1954年宪法颁布之后，宪法提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1975年宪法就是对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确立。1978年3月1日叶剑英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宪法修改案的报告》中指出“在所有制问题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因此，“宪法修改草案在总纲中把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斗争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强调“这种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还将长期地继续下去”。所以，1978年宪法突出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1982年，彭真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现行宪法是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从那时以来的几年，正是我们国家处在历史性转变的重要时期。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深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恢复并根据新情况制订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行宪法在许多方面已经同现实的情况和国家生活的需要不相适应，有必要对它进行全面的修改”。而对1978年宪法修改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即把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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