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钱交易犯罪的防控若干问题(2)

　　再次，主观心理因素。社会情境因素受人的主观心理支配，并通过主观心理因素而起作用，经历了内化、外化、强化三个阶段。驱使贪污受贿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心理因素主要有：（1）抗腐能力退化，形成享乐主义的立场与观念，产生犯罪心理。心理学理论认为，人生观是个体心理结构中的最高层次，是个性心理的动力结构。有的国家工作人员放松对自己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改造，思想政治观念薄弱，经不住诱惑，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把权力视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资本和条件，大肆实施权钱交易犯罪。（2）社会控制弱化和政治法律意识淡漠，增强犯罪心理；法律不完善、体制不科学、监督制约不落实，使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的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得以强化，最终利用职务实施腐败犯罪。
　　（二）对权钱交易犯罪的防控机制
　　当今世界，腐败已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独有的弊端，许多国家和地区将其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制定严厉打击和有效预防的措施，联合国组织也很重视腐败犯罪问题，多次召开有关反贪污腐败的研讨会。刑事法学的一般理论主张，反腐败的机制或对策主要取决于四个要素：（1）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及其法律制度的完善；（2）公务人员的素质；（3）监督与制约机制；（4）公正的外部环境，主要是社会系统为主体的公共秩序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上四个要素，通过法律来引导、确立和保障。
　　中国古代反腐败主要表现在监察、惩戒、教育和预防四个方面，而以惩戒为主。例如历代王朝大都坚持以严刑峻法整肃吏治，惩治贪官；坚持设立专门的御史（监察）机关和监察制度，监督官吏的腐败行为；注意教育官吏具有为仁由己、修身敬业、清正廉洁的职业道德，坚持选拔或任免官吏以是否清正廉明、唯才是举为主要标准；实行官员回避制度以及俸禄养廉。
　　由于腐败行为是同党和政府的宗旨，同国家的人民民主性质根本背离的，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对策，制定了严厉的刑事惩罚措施；建立了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侦查的执法机关，在检察院下设立了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建立了反腐纠纪的监察、监督机构及其制度，建立了公众举报制度，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力量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但是，腐败犯罪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有多方面的原因，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须要把腐败犯罪放在一个社会、历史大背景之下去考察研究，采取多方面的策略手段，要总结借鉴和吸收中外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力求建立一个广泛有效的预防和控制腐败犯罪的社会机制。
　　（三）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上的一般问题
　　权钱交易型的职务犯罪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究其问题形成的根本诱因，一般渊源于以下方面： 　  1．体制根源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创阶段，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开始纳入市场轨道，但党政机关目前的职能配置和权力运用方式仍保留单一化整体化经济体制时的特征，党政官员仍控制着相当大的物资分配权、资金分配权、干部任用管理权和项目审批权等。初始形态的市场经济与原有权力过分集中的旧体制相交汇，使权力与金钱的交换有了需要和可能，我国的腐败集中于国家广泛参与的各个部门，2006年对3067起腐败案例的研究发现，大约有一半参与腐败的官员和个人与基建项目和土地交易有关。贺国强在中纪委十七届三次全会工作报告中则明确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法等领域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
　　2．制约机制问题
　　对职务犯罪现象的斗争，我国过去主要通过思想教育、行政命令和纪律约束等方式实现，当这些常规制约无效时就代之以大规模的清查运动。这种制约在单一经济体制的年代是有效的，但是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却无从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人财物的流向有许多是受缺乏约束的权力所左右的；在政治运行过程中，权大于法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管理跟不上，造成了严重的权力失控现象。加之民主监督薄弱，一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严重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处理，更加剧了以身试法的人侥幸心理和冒险心理。监督机关的职能还未充分发挥；有关监督的法规条例原则规定多，可操作性不强；在执法过程中，依然存在若干查下不查上，治小不治大，惩外不惩内，罚疏不罚亲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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