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与把关人理论的再调试

人肉搜索与“把关人”理论的再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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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俊 孟育耀?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重庆，400067）

【摘要】通过分析人肉搜索活动中的信息把关行为，不难发现媒介组织把关人的形态已经改变，新的把关人形态、结构正在建构。本文主要以人肉搜索这一传播现象为切入口，探讨“把关人”理论遭遇到的边界，对“把关人”理论作出新的调试。

【关键词】把关人 人肉搜索 个体把关人

Human flesh search and remodification of“gate keeper ”theory

Yin Jun Meng Yuyao

(YangTze Communication Collage,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information-guard activities in human flesh search , it'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e pattern of \in media organizations has altered. The new pattern and structure of the gatekeeper are being constructed. This thesis mainly takes the spreading phenomenon of human flesh search as the cutting, and discusses the boundary of \theory encountered, and then re-modifies the \ Key words: Gate keeper, Human flesh search, Individual gate keeper

“把关人”(Gate keeper)一词自1947年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后，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领域重要的理论术语。“把关人”理论的前提是在传播活动中，由媒介组织控制信息流动端口。随着网络和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以个人为传播主体的自媒体蓬勃兴起，信息传播生态发生变化，传受主体合二为一。新的传播环境中，个体把关行为凸显，媒介组织作为信息把关人的形态发生改变，新的把关人模式正在建构，需要对“把关人”理论作适当的调试。

“把关人”理论的发展脉络

“把关人”理论，又称为“守门人”理论。1947年，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首次提出“把关人”一词。他指出：信息流动的渠道中总存在某种“关区”（gate areas），即根据公平的原则，或者根据“把关人”的个人意见，而决定信息或食品是否可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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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俊，博士，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孟育耀，重庆工商大学2008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1950年，传播学者怀特(White,D.M.)将社会学中的这个概念引入新闻传播活动中。怀特指出：传媒组织是新闻报道中的“把关人”，由他们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怀特通过考察在具体的把关环节上，输入信息与输出信息的对比，提出以下公式：输入信息﹣输出信息﹦把关过滤信息，输入信息→门区→输出信息。怀特模式的优点是形象，缺点则是过于简化：新闻流动过程中不只存在单个主要的“关区”，还有制约或引导把关过程的媒体机构因素；把关行为未必只是取舍，也可能是修改；把关行为不限于媒介，还见诸于受者[2]。

怀特之后，麦克内利（McNelly,J.1959年）、巴斯（Bass,A.Z.1969年）、盖尔顿与鲁奇（Galtung,J.1965年）（Ruge,M.H.1965年）等人就把关现象分别提出了“新闻流动”、“双重行动”和“选择性把关”等理论，其中较有影响的是麦克内利和巴斯。

麦克内利通过对国际新闻流动过程的研究，揭示了在新闻事件与最终接受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把关环节，这些把关环节组成了一条把关链，对信息进行层层选择、过滤。麦克内利模式强调把关过程并不止于新闻媒体，信息最早的接收人经常会担任其他人的把关人，把关行为也远不止于选择或拒绝，中介传播者经常还会对新闻报道进行修改。但是该模式并没有就不同把关人的角色作用进行区分。

巴斯的理论可以看作是对麦克内利把关人理论的修正，他认为信息流动过程中最重要的把关行为发生在新闻组织内部。他提出“双重行动模式”：第一重是新闻采集，此处的把关人是记者；第二重是新闻加工，此处的把关人就是编辑、审稿员[3]。该模式明确指出真正意义上的把关人是那些对流入内容进行挑选、修改或剔除的人。两阶段的划分，对研究新闻记者的活动也有价值。

国内学者对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把关现象也有研究。陆晔从宣传管理、媒介组织、消息来源三个方面来分析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4]，揭示了中国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几种重要的把关力量。张国良则在媒介把关行为的共性中发掘出了个性，他提出：宏观层面上媒介组织基本按照相同的标准、原则进行信息的采集、加工和处理，而从微观层面上看，由于对象、风格的不同，各家媒介在对抽象标准的具体理解和运用上也不尽相同，它们力求在信息把关的基础上突出媒介个性和特色[5]。

Web2.0时代，数字技术的进步引发了传播领域的变革，其本质便是传播主体泛众化。传统媒介组织在信息端口把关的模式发生改变，网民个体可以不经由媒介组织，直接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信息。李希光提出：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新闻文化是一个丰富的新闻信息源，是一个没有守门员的自由信息时代[6]。谢新洲则从个体的网络传播者、网络传播机构，以及政府等几个层次具体剖析了网络传播中的把关行为，提出网络传播中把关人仍在存在[7]。陈力丹则提出：网络媒体的“把关人”有所弱化，因为网民可以直接在网上同步发表意见，这种意见即使“把关人”想删掉，也有一个时差，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把关人”和传统媒体的把关人相比，作用被弱化了。其他方面，传统媒体在网上的网站，其把关人作用和原来没什么差异。而网上的个人网站和社会单位网站，前者主要凭个人良知，以法律底线作为一种“把

关”。后者主要是出于单位利益。也要以法律底线作“把关”[8]。还有学者提出网络传播是对“把关人”理论的挑战、“把关人”走向“网络资讯人”等。

国内外学者对把关现象的探讨和研究，标志着“把关人”理论在不断发展。我们以人肉搜索为切口，对信息把关现象进行分析时，发现搜索活动中“把关人”的形态发生了改变，上述的“把关人”理论并不能完全阐释人肉搜索带来的一些传播现象。在新的传播活动中，“把关人”理论遭遇到明显的边界，阐述力下降了。

人肉搜索活动中的把关人分析

人肉搜索在2001年猫扑网的“陈自瑶事件”中崭露头角，当时它只是猫扑用户之间解疑释惑、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参与人数不多，影响力有限。它真正引起社会关注并进入公众视野源于2006年4月的“虐猫女事件”，而其后发生的的“铜须门”、“死亡博客”等事件使人肉搜索受到重视，“华南虎”、“辽宁女”、“官员猥亵女童案”、“天价烟”等事件后，人肉搜索更是成为新媒体传播热点。学界对人肉搜索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我们对人肉搜索的定义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人为主体，以网络中人机对话为渠道，跟踪事件进程、追查事件真相或本质的具有传播性质和传播功能的社会活动。通过分析人肉搜索活动中的信息把关行为，不难发现把关重心由原来的媒介组织偏移于个体网民，一种更为灵活自主的把关方式出现，传统的把关模式发生了变化，新的把关人模式正在建构。

1、围墙坍塌效应与传统媒介组织把关人作用下降

传统媒介组织的把关活动，是由组织内的信息采集者、发布者把持信息流动关口，依据传媒行业的价值标准，对信息是否被允许自由流动或发布做出决策。人肉搜索中，网民成为具有自主权的信息传播者、发布者、制造者。分散在各个角落的网民可以不经由媒介组织直接在网上匿名发布信息，这形成一种“围墙坍塌效应”——在一个围墙砌成的院子里，当看门狗守在大门口，进入院子的人都要经过狗的视线方可进入。但是当围墙坍塌了，虽然看门狗还守护在大门口，过往行人却可以绕过大门从院子四周进入院子。看门狗只能审视从它面前经由的行人，却无法阻止众多从坍塌围墙外趁机溜入的路人、小偷。开放的网络平台，就诸如坍塌的围墙，虽然媒介组织依然履行着把关职能，但网民的话语权扩大了。不少网民迫不及待而又自然而然绕过媒介组织，从坍塌的围墙外涌入，成为组织形态之外的新闻产制流程中重要且有影响力的一环[9]。这使媒介组织对信息的把关由原先控制唯一信息流动关口转变为同时应对众多信息流动关口；由原来的全部媒体信息发布“前把关”转变为现在的部分网民信息发布“后把关”。传统媒体由信源到信宿的单向传播模式，在“自媒体”环境下已经转变为兼具单向与双向互动、传播者与受众随时发生转变与重合的“网状传播”模式[10]。媒介环境和传播模式发生了变化，大量信息从没有围墙的地方涌现出来，信息把关难度增加了，媒介组织的把关结构难于及时调整，组织内部有限的编辑、版主对海量信息把关时，显得力不从心，难以适应新传播环境的要求，部分虚假信息和冗余信息未被及时过滤，混淆了

公众视听，媒介组织的把关作用下降了。

2、 人肉搜索把关形态、结构的多样化

区别于其他网络传播活动，人肉搜索具有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和高效的信息抓取机制， 这与它灵活的把关方式、丰富的把关形态以及全新的把关结构密不可分。在失去结构中心的信息传播活动中，网民个体从各自价值观出发对信息进行审视并通过自主选择逐步形成自为的组织形态，与传统媒介层级式组织结构不同，人肉搜索的组织结构是网状的，网民之间的传播方式是平行的。

把关形态——个体把关与小群体把关的融合

在人肉搜索信息发布过程中，媒介组织形态的把关人依然在发挥作用。但正如上文所述，网络传播环境中的“围墙坍塌效应”使媒介组织形态把关人的作用相对下降。加上由于体制所限，在诸如婚恋、情色等搜索事件中，媒介组织不便涉及太多，留下一些真空领域??这为个体网民的参与提供了条件和机遇。

当搜索事件涵盖的心理触动点激发了部分网民内心深处探寻真相的情感诉求，新的角色意识被唤醒——“泛记者”[11]，这种角色意识催生了个体把关行为的发生，人肉搜索活动中，把关人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个体把关人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是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文化背景、掌握不同信息的个体。个体把关行为的交替和持续，使搜索活动中的把关重心由组织偏移于个体。个体把关行为常常出于自觉，把关意向、行为方式带有个性特征，缺乏整体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个体的把关行为较大程度取决于个体判断，与个人见解、价值观紧密联系。把关个体的多样性为信息价值判断的多样性提供了前提。把关人从采集来的信息中提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信息，经过自我反思和印证后，决定让其进入传播渠道或继续在渠道中流动。其他把关人对发布后的信息继续进行解读和分析。个体的多样性和认识形态的差异性使把关人在信息筛选过程中既相互协作，又相互对立。一方面把关人通过信息共享，获得更多相关线索，从而对自己发布的信息进行内省、反思和自我论证；一方面对异质信息进行多角度甄别、指正和纠偏。在协作——协作、协作——对立、对立——对立、对立——协作过程中，个体把关人形成连接机制。连接机制作用下，根据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同、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的差异，把关人逐步形成多个异质的小群体。小群体内部掌握更多事实真相的成员往往在某一问题上具有权威性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成为群体内部的意见领袖。他们依据手中掌握的真实信息统一成员内部的认识，对个体把关人和其他小群体发布的信息进行调试：终止错误信息的发布、强化并继续发布真实信息、更正价值信息中的错误元素。其他群体内部的意见领袖和把关人对后发布的信息继续再进行调试和把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把关人自为形成的小群体以及群体内部的意见领袖都具有流动性。在群体内部，当意见领袖之外的个体A掌握了新的事实信息，这种信息对群体内的多数成员都更具价值和说服力时，群体内部成员可能发生倒戈，拥护个体A，使A成为群体内新的意见领袖。有时当个体B和群体内部的意见分歧较大时，B可能会脱离原来的群体，或融入他群体中，或自行组织自己的群体。

意见领袖和小群体的流动性，使把关个体和小群体不断出现新的融合，多重把关行为交叉进行。当把关行为叠加到一定程度后，就形成了“协同把关”。（如下图所示）个体把关人和小群体一起再对信息抽丝剥茧，进行更强有力的交叉印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再进行信息的高度整合，整合后的信息愈来愈趋近于真实，喻国民教授称之为“无影灯效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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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人肉搜索把关模式图

把关结构——个体、小群体的平行式把关

传统媒介组织是层级式把关，信息的流通和发布要经过多个把关环节。下级总是对上级负责，上级总是可以否定下级的信息，终止或同意信息在渠道内的传播。各个层级的把关人在履行把关职责时，按照行业内部标准来衡量信息价值，对信息进行筛选。层层把关一方面有可能使信息更准确，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信息流动的效率降低或阻碍信息的自由流动。

人肉搜索活动中，传播关系呈现网状结构，这种网上的每个节点都可以自主传播信息。层级式的组织结构被打破后，网民拥有话语权的空间更大了。区别于传统媒介组织层级式把关，人肉搜索活动中的把关结构为群体内的平行式把关。在人肉搜索活动中，把关人之间、小群体之间是平等的关系。缺失了统一标准，网民在把关过程中具有较大自主权，自我就能决定信息能否公开流动。把关人彼此并不干涉对方的把关过程和把关行为，而只是对把关或发布后的信息进行意识层面的再调试。这种平行式把关一方面使更多原始的、未经加工的信息得以直接从信源传播给受众，简化了信息的传播流程，对揭露某些事件真相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个体把关人主观意图的差异和自我认知上的误区，导致把关失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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