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人游湖，平日早出晚归，就因为西湖七月半太有名，不看不行，于是全都赶来了。话里话外，有些许讥讽的味道。终于完成看月的“仪式”，众人各自归家。岸上的人，湖里的人，逐渐散尽。这时候，我辈方才升场。前面那一段呢，“我”在哪儿？我在湖中观看各式各样的看月人；虽没出场，却是个重要的存在。小舟靠岸，夜色已深，断桥石磴也凉了，“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面”。“□面”，即是洗脸。游人散尽，湖光山色方才恢复清新的面目。这时候，前面提到的那第五种人，也就是“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的雅士，也都出来与我辈互通声气。于是，“韵友来，名妓至”，或唱歌，或弹琴。
大家知道，晚明名妓的文化修养大都很高，文人也喜欢与其交往。同是江南繁华地，杭州西湖的“艳名”，远不及南京秦淮河，这似乎不能归之于城市的经济实力，或者女性的姿色容貌。照余怀《板桥杂记》的说法，“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多有宗室王孙，乌衣子弟，再加上南都贡院与秦淮歌舍比邻，秋风桂子之年，举子留恋声色，纵情诗酒，更促成此一段旖旎风光。可更值得注意的是，秦淮名妓与当世才子的亲密交往，比如李香君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董小宛与冒襄、顾媚与龚鼎孽，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其相亲相爱，相敬相慕，以及国难当头时的相知相助，在普遍轻视女性的传统中国，几乎成了“千古佳话”。这在客观上大大提升了秦淮名妓的声望。事过境迁，我们常在明清文人的诗集、笔记或传奇里，见识这些“秦淮
名妓”的身影。至于很可能同样出色的“西湖名妓”，则因没有很好的文字记载，不再被后世的文人学者所追忆。
文章最后两句，值得认真品鉴。终于，月色苍凉，东方将白，连韵友、名妓也都走了，这时候，方才是“我”的西湖。“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这种雅趣，落在陈眉公、袁中郎笔下，很可能大加渲染，而张岱则只是一笔带过。十里荷花之中，小舟飘荡，香气拍人，此情此景，确实很美。可若是加以发挥，或者略为炫耀，马上变得造作，不可爱。饱经沧桑的张岱，只是淡淡一笑，自己享受就是了。此种佳妙，需要心领神会，说多了，反而显得俗气。
中国文人，尤其是明清两代的才子，有品味、有雅趣的，往往孤芳自赏。张岱没有这个毛病。读他的文章，你感觉不到徐渭、李贽那样的愤世嫉俗。不是不懂，而是看透，一切都经历过，也都明了，因此，看人看事，比较通达，也比较洒脱。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不怎么愤怒与孤傲。举个例子，西湖看月的五种人，尤其是前四种，显然与张岱的趣味格格不入；可下笔时，作家很有分寸，略有嘲讽，但相当温和。尤其是最后，作为审美理想的“我”登场，还与“向之浅斟低唱者”互通声气。也就是说，“我”并不特别孤单，西湖里像我这样的雅人，还有不少。高雅之士而具有“平常心”，这点很难得。
可以相对照的，还有《湖心亭看雪》。“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我独往湖心亭看雪。天地间竟如此空旷，“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两三粒而已”。可到了亭中，突然发现，
有人跟我一样高雅，在这么漫天飞雪的晚上，到亭中来喝酒。各自惊叹“湖中焉得更有此人！”于是同饮。归来途中，“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请注意，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是“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就像前面说的，这里的“痴”，是“一往深情”。我有真性情，别人也有。这么看待世界，就可以避免过分的偏执与孤傲。
都市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张岱的笔下，都有很好的体现。这里就讲两篇文章。一是《柳敬亭说书》，一是《彭天锡串戏》。
“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为柳敬亭写过传记的，还有吴伟业、黄宗羲等。张岱文章特异之处有三：一是提及柳敬亭说书，称颂其“描写刻画，微人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话锋一转，武松进酒店，大吼一声，“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说书场中本无缸瓮，给他这么一说，似乎也“瓮瓮有声”起来。这样来写柳的说书技艺以及听众的人神，借用张文中一句话，就叫“闲中着色”。二是说书人的自尊：“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诸位知道，以前的说书艺人地位低下，必须想方设法笼络听众，哪敢这么摆架子。台下的听众，很可能边嗑瓜子边喝茶，说不定还聊大天，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看戏或听书。柳敬亭可好，有人耳语或打呵欠，他“辄不言”。艺人的地位虽不高，可柳敬亭自尊自重.而且要求别人也这样对待他。这点“傲气”，显然很得张岱的喜欢。三是除了渲染柳敬亭的说书技艺，比如“疾徐轻重，吞吐抑扬，人情人理，人筋人骨”，更强调柳的其貌不扬。陈汝衡《说
书史话》[7]第6章“清代说书”，专列一节“大说书家柳敬亭”，还附有清人绘制的柳敬亭像。此像印制不佳，看不太清楚，很难判断柳是否真的很丑。作为艺人，长相俊丑本是关键，可张岱故意提醒你，“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如此“吞吐抑扬”，大有深意。
为人作传，本该“扬长避短”才是，为何故意渲染他的“奇丑”？这正是晚明文人的特点。有癖，有痴，一往深情，这样的人可交，也可赏。你如果真能欣赏他的说书技艺，也就不会再计较外在的相貌什么的了。再说，在晚明文人眼中，有毛病，更可爱。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人生。你看晚明文人的文章，喜欢吹嘘自己或朋友的毛病：有人口吃，有人麻子，有人贪财，有人好色，但只要一往情深，这就值得欣赏。
这种因专注或深情而脱略形骸的，从庄子说起，学究气了些，那就看日常生活里的表现吧。李渔《闲情偶记》卷三《声容部》中，有一则“态度”，主要分辨“姿色”与“媚态”。前者关注五官的布置，后者看好流动的表情。李渔的意见很明确：“女子一有媚态，三四分姿色，便可抵过六七分。”也就是说，女人之美，在“态”而不在“势”。日后沈三白撰《浮生六记》，以及林语堂对这部小说的解读，都特别指出，“芸”长得并不漂亮，但因有“媚态”，故显得可爱。
这种眼光，后来在武侠小说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五官端正的白面书生，好人不多，武艺超群的更少。至于那些有缺陷的人物，比如断胳膊少腿的，或者独眼，只要敢闯荡江湖，必定身怀绝技。这样的
角色，虽则其貌不扬，一出手你就明白，真正的高人在此。像金庸的小说，故意让笔下的英雄人物略有残缺，包括心理的、生理的、智识的，目的是凸显其性情。让你别太看重外在的东西，深人内心，体察人情。这既是“真人不露相”的民间智慧，也是“武戏文唱”的需要。当然，女侠是另一回事，照样还是花容月貌，要不读者不答应。看来，男性的阅读眼光，还是占主导地位。
张岱喜欢“说戏”，尤其注重舞台表演，《陶庵梦忆》里，就有很多这样的篇章。我们知道，从张岱的祖辈起，家里就养戏班子。自幼耳濡目染，难怪张岱对戏剧别有会心。这则《彭天锡串戏》。劈头就是“彭天锡串戏妙天下”。可文中并无多少具体描述，最为关键的，是这么一段话：“盖天锡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磊砢不平之气，无地发泄，特于是发泄之耳。”彭天锡的戏为什么受欢迎？不是因为演员的相貌或技巧，而是因为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水，一肚皮不平之气。我们知道，从宋代开始，说唱艺人的文化修养，一直受到文人学者的关注。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里，提到说书人如何“吐谈万卷曲和诗”，就有这么颇为夸张的表述：“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不过，除了读书、阅历、技巧，张岱更强调“不平之气”。这一说法，大有来头。
宋人笔记《梁溪漫志》里，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命运多舛的苏东坡，吃过饭，一边揉着肚子，一边慢慢走着，问身边的侍儿：你们说，我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一个婢女抢着说：都是文章。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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