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诗人”张岱的为人与为文
陈平原
内容提要 :“都市诗人”张岱是中国散文史上的大家。他的散文所表现出的“空灵之气”,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他的“自叙”文体,可谓是“自嘲”的艺术,“自嘲”中仍有对自我“真性情”的坚持与夸耀,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有“忏悔”之意。作为文明象征的都市生活及其艺术表现,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而张岱对于民俗文化和都市风情的理解与把握胜过史书与方志。张岱文章之妙,还在于有所寄托,他将“一肚皮不平之气”和“书史、山水、机械”等糅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张岱散文看似平淡,实则有绚烂作底;他擅长在散文中写人,注重细节,三言两语足以传世,这种笔墨功夫,源于《世说新语》,又得益于张岱“好说书,好梨园。” 关键词 张岱 自嘲 民俗 寄托 平淡
比起王季重、刘同人或者徐霞客来,张宗子张岱(1597——1680?)更难评说。因为在大家心目中,各有各的张岱,容不得别人指手画脚。好在我的见解平实,估计跟大家的感觉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在我看来,明文第一,张岱莫属。而且,如果在中国散文史上评选“十佳”,我估计他也能入选。尤其是《陶庵梦忆》,篇篇都是好文章,
随便翻开一页,都是可圈可点。每次重读《陶庵梦忆》,总是“其乐融融”,而不仅仅是“有所收获”。这本薄薄的小书,真是耐读。
关于张岱的生平及创作,我在《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1]第五章,以及《中国散文选》[2]的“导言”和小传部分,已经有所介绍。今天,稍微涉及“文学史上的张岱”,然后进入具体作品的分析。
讲张岱的文章源流,最经典的论述,当推明人祁豸佳《<西湖梦寻>序》。所谓“笔具化工”,有点虚,不太好把握;但强调张宗子和郦道元、刘同人、袁中郎、王季重的联系与区别,还是能让人心领神会。描摹山水的,一般都会追溯到《水经注》,这是宋元以下诗文评点的套话。可郦道元之外,另加三个当代文人,这可就不一样了。刘同人的生辣,袁中郎的倩丽,王思任的诙谐,这都比较容易体会,难的是后面那句话:“其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寻其笔墨又一无所有。”技巧性的东西容易说,所谓“空灵之气”,可就不大好办了,感觉得到,但难以描述。既然无法准确把握,如此“神妙”,如何评说?其实,这是经验之谈:一眼就能看到的好处,往往最难评说。读苏东坡的文章,读张岱的文章,不必多么高深的学问,单凭直觉,一般人都会很喜欢。可就因为容易喜欢,反而更难把它说清楚。下面主要谈张岱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自叙与自嘲,第二是民俗与寄托,第三是绚烂与平淡。
一、 关于自叙与自嘲
略为翻看《中国散文选》,不难发现,我对“自叙”这一文体有特殊的兴趣。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到王绩的《自作墓志文》、刘知几的《自叙》、徐渭的《自为墓志铭》。再到清人江中的《自序》、梁启超的《二十自述》等,一口气选了那么多自叙、自序、自为墓志铭,用今天的概念,统称为自传,Autobiography,肯定是别有幽怀。下面我会提到,为什么会特别注意这种文体在古代中国以及文学史上的功用,这里先回到正题——张岱。
从“自叙”入手,我选的是张岱的《自为墓志铭》。少为纨绔子弟的张岱,晚年撰写《自为墓志铭》,审视平生足迹,是得意,还是失意?是夸耀,还是忏悔?这是个有趣的话题。“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如此开篇,让你惊讶,作者为何丝毫不谈自家身世。因为,所谓“纨绔子弟”,必定是家世显赫,否则没有挥霍、懒散、浪荡的本钱。我们知道,张岱的祖先,确实是有功名的。高祖中进士,曾官吏部主事;曾祖中状元,任翰林院编修;到祖父张汝霖,好歹也还是个进士。只是到了父亲,才变得不取功名,乐为鼓吹。也就是说,对音乐戏剧的兴趣,在读书做官之上。一般的“墓志铭”,“数典”时不该“忘祖”,这里的故意略去,大概是怕辱没了祖先。因“一无所成”,不好意思提及祖先英名,可单是“纨绔子弟”四字,还是让你明白,这可不是平常人家。
何以自称“少为纨绔子弟”,请听作者自述:“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
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这段话,应该倒过来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不想卖身投靠新朝,于是披发入山。有了这场变故,才会回首往事,恍如隔世。一是少时繁华,一是老来孤寂,借助于“回首”,获得某种呼应与对照。张岱最后活了多少岁,学界尚无定论,但不管是八三、八四,还是八八、九二,反正是长寿。套用一句老话,“寿则多辱”。经历国破家亡,晚年回首平生,追忆少时所经历、所喜爱的都市繁华,能不感慨万千?正因这深深的眷恋,以及由眷恋而来的无尽感慨,促成了《陶庵梦忆》中余韵无穷的怀旧文章。
既是《自为墓志铭》,总得对自家事业有所评说。“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下面关于“七不可解”的叙述,比如“贵贱紊”、“贫富舛”、“文武错”、“尊卑溷”、“宽猛背”、“缓急谬”、“智愚杂”等,评说的其实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与时代。《自为墓志铭》的体例,本该集中笔墨于自身,可这里的贵贱紊乱,贫富差错,文武翻倒等,其实是指向大动荡的时代。明清易代之际,各种价值观念都被动摇甚至颠覆,读书人的心理感受格外强烈。说这些,其实还是泛论,跟自家生活不是很贴切。终于,话锋一转,主人公登场了。
下面这一段,才是真正的自我评说。“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诸如此类的自我辩解,依旧不着边际。最重要、也最沉痛的,还是下面这两句话:“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
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了,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天崩地裂之际,无所作为的读书人,内心深处无疑是很痛苦的,可发为文章,故作轻松,且自我调侃。你看他,“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还有,学文章、学节义也都不成,这可真是“一无是处”了。
同是“自嘲”,有人轻松,有人沉痛,相去何止千里。读林语堂的《八十自叙》,第一章“一捆矛盾”中,也有些略带自嘲的话,比如“他什么书都看”,可“从来不读康德哲学,因为他自称受不了;也讨厌经济学”。还有,“他是卡通人物‘米老鼠’”,以及“女星凯瑟琳·赫本的忠实观众”,也“喜欢和男友们说‘荤话’”。可明眼人都清楚,这些“俏皮话”,没有丝毫自责的意思,更多的是表示自家口味“不俗”。张岱不一样,当他说到“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时,我相信,不是志得意满,而是老泪纵横。
关于墓志铭的体例,我专门提到韩愈、欧阳修所面临的难题:文章家的趣味,如何与当事人的愿望协调。孝子贤孙表彰祖宗功业的愿望,完全可以理解;不弄虚作假已经很不错,文过饰非,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于是出现一个尴尬局面,家属恨不得把所有官衔都写上,而且尽量拔高;可作为文章家,韩愈或欧阳修心里都很清楚,若依此要求,文章肯定写不好,因而也就必定“不传”。这也是欧阳修特别提到,墓志铭难写的缘故。过去允许文人腾挪趋避,墓志铭中,不时还能冒出些好文章。到了讲究“组织鉴定”,那就更是只争评价高低,管不了文章好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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