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主要思想和贡献(3)

坏其连续性。信仰是理性的完备形态。它们共同建立了知识的殿堂，但决不彼此

冲突或相互矛盾。”[5]

如果说，奥古斯丁是古代时期向中世纪的转变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思想家，那么阿奎那就是一个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向近代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继往开来的思想家。阿奎那以卓越的睿思，担当综合基督教义与哲学的历史重任，其法律思想的建树在他的著作中获得整体的表现。它既是对以前的各种思想进行汇总、修正和发展，又是当时欧洲中世纪发展时期具有深刻远见的反应。其合理成份在于以亚里士多德为媒介，受文艺复兴的启发，增加浓厚的世俗主义的色彩，成为神学法

转向世俗法的一座架桥。

一、调和自然国家观与神学国家观

在中世纪早期，人们普遍相信“国家的根基是不洁净的，源于人的罪，国家不过是用以压制邪恶和惩罚违法者的必要的恶。”[6]奥古斯丁就曾把政治社会（国家）描绘为堕落的人以拯救他们罪恶的一种神授的秩序。国家存在首先是因为人有原罪。在这里，奥古斯丁揭示了国家的不自然，国家不过是用以抑制人的原罪造成的一些社会后果的人类建制，是上帝用以惩罚人类原罪的手段，或者说是上

帝实现其惩罚和拯救人类计划的安排，其自身并无独立价值。 在亚里士多德的国家理论中，却带有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亚里士多德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提出了“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命题，认为国家是从家庭中自然地生长、发展起来的最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并在原则上可以满足作为公民的人之需要。国家是以实现共同体最高的善为目的的，在于保障良好的生活。国家是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契约或习惯的产物，更不是上帝惩罚人类的“刑具”。亚里士多德的立论有两个特点：社会和国家不是被当作观念的，而是自然的，社会和国家是被一体看待的，因为一切都包括在城邦政治生活中了。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有关城邦方面所形成的概念，不可能刻板地应用于中世纪社会，而需要

加以相当程度的修正。

阿奎那生活在基督教社会，一方面不想离开从教父一直传到十三世纪的那一套政治与社会传统，把国家视为神的计划或人之自然本性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认为作为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应当具有必要的手段满足公民的共同利益，诸如和平秩序、生活资料的生产贸易、抵御外侮、控制犯罪等管理行为，这必须成为一种权威。因此，阿奎那既强调人类灵魂的得救，并以超自然（来世）的永福为人之目的，又指出只有教会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特别是在“决定一个统治者何时和何种程度上违反了法律并因此将受到抵制的问题上，教会成为最高仲裁者。”[7]同时，阿奎那还把亚里士多德主义当作稳固信仰的一种有力的哲学上的支持，认为政治社会起源于人的群体的自然本性，具有价值和合法性，国家和法的目的是要保障人的世俗幸福，调节人的外在行为，使人尽可能在世俗范围内过好的生活。在这里，阿奎那尤其突出国家目的的伦理性，就是为了谋求人的“公共幸福”，就是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以达到享受上帝快乐的目的。就这样，阿奎那自觉地肩负起了调和理性与信仰以及自然国家观与神学国家观的沉重使

命。

这种调和还表现在，国家既非原罪的产物（奥古斯丁说），亦非性恶的结果，而是出于人类之本性或自然法。国家远远不是必要的恶，或人之堕落的结果，它是自然本身的创造，从一开始就经过了作为自然创造者的上帝的许可。“无论人类是否有罪，政治共同体都是既存的，并且是以理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天然制度。”[8]这个结论对缺少主权而不是法律的十三世纪而言，的确大大抬高了国家的权威性。在阿奎那生活的时代，公共利益与受托负责人民精神福址的教会，负责捍卫和保护个人领域。在这一领域内，借助实践其宗教的教导，人们可以通过践行信仰并在期待神恩与拯救的有限范围内来成就正义。并且，由于教会为了完成其守护者的职能需要帮手，人们的等级集团就成了决定性的制度化手段。[9]于是，阿奎那“就打通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城邦天性的理论和基督教的上帝创造自然的教义，自然地就把国家作为上帝设计的一部分而予以正当化了。”[10]

诚然，人类社会天然不平等，人就有服从的义务。但国家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利益，故君主必须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统治权对整个社会来说便成为一种职守或责任。政治统治在道义上的目标意味着权力应当受到限制。[11]因此，阿奎那

主张君主权力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权力只能依照法律加以行使，“就法律的支配能力来说，一个君主的自愿服从法律，是与规定相符合的。”[12]“按照上帝的判断，一个君主不能不受到法律的指导力量的约束，应当自愿地、毫不勉强地满足法律的要求。”[13]就任何制度而言，阿奎那认为，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法治。法治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一种实践的需要，因为贤明之士不常有，而且人治不可避免地会滥用职权。这些思想导致了阿奎那对分权的政治秩序的坚定的接受，在这种分权的政治秩序中，“最好的制度是所谓混合制度，或以和谐的方式结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特殊政体的优点的制度。”[14]因为在这种政体中，法律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所产生的几种类型的综合。[15]法律是政治的特有工具，统治者通过法律的力量而不是通过别的力量来促进公民中的正义和道德的善。道德之善的获得正是重复那些由法律所规定的行为的结果，或是在好的法律下的习惯生活和教育的结果。因此，立法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具有建构特点，并构成最重

要的政治学术活动。[16]

在阿奎那看来，作为政治的尤其是社会的动物——人，不可能在自然状态下孤独地生存，而必须运用理性，与他人合作，过社会生活。这意味着需要国家来管理社会。所以说“国家”对人来说是自然的，但它不是由自然赋予的东西，而是为人的本性所倾向并为理性完善的产物。只有国家能够使人变得善良，只有在国家的结构中，人才能达到生活的完满。国家是促进善的一种手段，而不只是阻

止罪恶和伤害。

从思想贡献上说，托马斯·阿奎那打破了中世纪典型的神学政治的“话语霸权”，频繁使用古代法学的词语，为人们用“人”的眼光观察、了解和分析政治问题，从此不再仰赖宗教权威的自治世俗国家的观念，开始穿透中世纪的薄雾。阿奎那大胆地将国家从教会的束缚下剥离出来，认为国家无论是在其起源上还是在其运行上都与教会的权威无关，它有着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思想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特别是他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权力起源于民众的思想，进一步激发了中世纪关于“民权”问题的讨论，促进了中世纪的

宪政主义的发展。[17]

二、确立广泛的自然法体系

托马斯·阿奎那的法律理论源于自然法传统。他把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的自然起源的描述与自然法联系起来，充实自己的自然法理论。并在坚持自然法的总体原则不可改变的前提下，承认引入私人财产权是合法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市民社会发展的要求。但他更多看到的是私人财产所带来的自私和损人的趋向。这

种保守性，又限制社会自由、特别是商品的自由竞争。

阿奎那以整个宇宙为背景，强调法律是支配宇宙秩序和社会的工具，并承认法在道德和社会秩序中的中心地位，“表达了一种在中世纪被广泛接受的有关政府和社会秩序的信念，即法的卓越不凡。”[18]他把专门用之于人的法律称为人法，而这人的法律又被分为万民法和市民法。从一种意义上说，人法只调节人类的生活，因此它必须特别适应人类的时代特点。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人法不过是把通行于宇宙的更广阔的原则应用于人类而已。就人类的情况而言，由于人有理性而区别于其他生物，人法的标准是由理性来规定的；并且，由于人身上的合理性意味着社会性，所以法律提出的标准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或某一特殊阶级的利益。因此，法律背后还具有普遍的权威，而不是个人的意志。此种权威是为了本身的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整个民族，通过立法或是通过创立惯例这样一种不大明确的办法而取得成果，或者说它得到受托治理社会而担任公职的人物的批准。[19]因此，阿奎那把法的定义为“由管理社会的人，为公义而制定和颁布的理性条例。”“法是行动的法则与尺度，使人行动或限制其行动；因为Lex源于Ligare，约束人的行动。”[20]这种关于法律“具有理性、旨在服务于公众

和公开化”特征的界定，标志着法律概念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阿奎那还从神学主义的立场出发，试图尽可能密切地联系神法来阐述人法，并把论证的重心放在人法是从自然法派生出来这一点上。阿奎那认为人的法规以及为使法规能够生效的强制行动所进行的辩护，始终是人类本性所固有的。因此，总的说来，人的法律可以称之为自然的法律的必然结果，人们只需要使这种法律变得明确有效，以便应付人的生活或人的生活中特殊情况的紧急需要。自然法通过两种方式成为人法的基础：第一，由自然法的原则演绎为法律条文，此类法律

具有自然法效力。第二，将自然法的原则应用于社会问题而订立的法律，此类仅具有人法的效力。人类自然倾向是过社会生活，不做有害他人之事。一般人通过教育受到约束，但也有人不可理喻，须通过法律的惩罚来学会自我约束。这就是说，自然法既可以用于制定人法，包括各种国家的市民法，同时，自然法也有助

于判别善法和恶法。

阿奎那将法律分为永恒法（神的自然法）、自然法（人的自然法）、人法（人的成文法）和神法（神的成文法，主要是《圣经》）四种类型。这种划分方法也是很独特的。四种法律是理性的四种形式，它们显示在宇宙现实的四个层次之中。虽然只有一种类型直接涉及人类，但“他把人类社会及体制看成是宇宙体系的一个典型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中通行着在别的层次里表现为不同的方式的相同的原则。”[21]这种划分的目的是要论述人法乃是整个神圣统治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天上和人间的一切都是由这个体系来统治的。换言之，一个不合法的统治者主要不是破坏人的权利和体制的人，而是一个反抗上帝借以统治世界的整个

神圣体系的人。

阿奎那有关永恒法（神的自然法）的观念是沿着斯多噶学派、西塞罗和奥古斯丁的传统而形成的。阿奎那认为，永恒法起源于神的智慧的永恒计划，宇宙的整个社会是由神的理性支配的，而神的理性是没有时间界限的、永恒的。所以上帝对于创造物的合理领导，就像宇宙的君王那样具有法律的性质，这种法律被称之为永恒法。人类无法直接认识这个上帝的计划。人类只能认识永恒法的部分或者一些片段，即自然法。上帝的启示和人的理性，是了解永恒法的媒介和方法。在这里，阿奎那强调理性并用理性分辨永恒法（上帝法）和自然法，自然法并非自然规律，而是理性反省人类自然本性所颁布的律令。自然法具有道德约束的力

量。

自然法也是沟通永恒法与人法的桥梁，是理性动物（人）以其理性（上帝理性的印迹）对永恒法的参与，是上帝用来统治人类的法律。它之所以称为自然法，是因为人类世界就是神创造的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并且还表现着人类思维和活动的共同规律（自然规律），例如基本的道德原则等。自然法的根本律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综合文库托马斯阿奎那主要思想和贡献(3)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