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3)

觉慧也是一个少爷，也具有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他爱鸣凤，又因鸣凤不是“小姐”而遗憾，他想以少爷的身份来保护鸣凤，但又不能真正地给她自由和解放。他对封建家庭的反抗是最坚决最激烈的，但他并没有成熟的思想和彻底的精神，常常在反抗中流露出感伤的情绪，怀疑自己是个聂赫留朵夫（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名著《复活》中的主人公），甚至对高老太爷也存有幻想。作者在真实地描写觉慧矛盾而复杂的性格的同时，又突出地表现了他的叛逆性格以及这种性格产生的原因。在高家长房中，由于父亲克文早逝，遗妇周氏又是继母，不便对子女进行管束，长兄觉新的思想较为开明，性格也较为软弱，对外人也一概以“作揖主义”和“不抵抗主义”相对，因而觉民和觉慧能获得较多的自由，很快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影响。觉慧参加了《黎明周报》的编辑和宣传，参加了反对地方督军的游行和请愿，终于导致了他与高老太爷的直接冲突。在高家，觉慧是第一个敢于违抗高老太爷旨意的人。觉慧的形象有着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时代色彩，他的出现，敲响了封建家族灭亡的丧钟。

《家》中的鸣凤、梅、瑞珏都是具有梅花一样美好而高洁品质的女性形象，然而，她们都在封建家庭中“受苦、挣扎而最终不免灭亡”。鸣凤因反抗自己被当作礼物的命运而自杀，梅被拆散姻缘而远嫁，守寡后憔悴而死，瑞珏顺从命运的安排，却被逼到郊外分娩，难产而死。她们的悲剧是作品中最为感人的部分。

四

巴金在30年代完成了他的“革命三部曲”《灭亡》、《死去的太阳》、《新生》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之后，在40年代继续着他以《家》为代表的“激流三部曲”中的后两部《春》和《秋》，同时，还开始“抗战三部曲”《火》、《冯文淑》、《田惠世》（《冯文淑》和《田惠世》又称《火》第一部和第二部，故“抗战三部曲”又称《火》三部曲）和“生活三部曲”《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开始了从“激情”向“生活”的过渡。

在《春》（1938）和《秋》（1940）这两部长篇中，作者继续着《家》的故事。觉慧出走后，克明的女儿淑英成为了《春》的主人公。作者通过淑英与蕙的对比描写，表现了封建家族中采取反抗和屈服两种不同生活态度的青年，所遭受到的不同命运。淑英以觉慧为榜样，在觉民和琴的帮助和鼓励下，从绝望中奋起，终于摆脱了家庭的束缚，成为了封建家庭中年轻女子努力争取自由的新的榜样。其他人物也在《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克定、克安等人更加荒淫无度，高老太爷一死，便没有了“王法”，从原来的偷鸡摸狗，变成了公开的宿娼嫖妓。觉民、琴也成为了斗争的中坚力量，都参加了“均社”的活动，而觉新和蕙则仍然还在继续着过去的悲剧。如果从整个三部曲的角度看，淑英的觉悟要晚于觉慧，但如果单就一部作品而言，淑英所表现出来的“激情”，要比觉慧鲜明得多。作者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1938年年初我在孤岛上写《春》的后半部，当时日寇势力侵入租界，汉奸横行，爱国人士的头颅常常悬在电灯杆上，我想给上海青年一点鼓舞和温暖，我想点燃他们反抗的热情，激发他们的革命的精神，所以特地添写了琴请淑英看《夜未央》的

一章，详细地叙述了那个革命的故事，把?向前进?的声音传达给我的读者”（巴金：《谈〈春〉》，《收获》，1958年第2期）。然而，在《秋》里，不但没有了《春》的激情，似乎连《家》的悲愤也不突出，占主导地位的只是“木叶黄落”时节的忧伤和悲哀。从《家》里开始出现的人物，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归宿。作者不但在人物性格逻辑的发展方面，而且在作品艺术结构的安排方面，都从容地展示了高氏家族灭亡前的悲凉景象。当然，《秋》作为“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仍然也具有一些与《家》和《春》相类似的特点，比如，作者对淑华的描写，把她作为觉慧、淑英之后的一个重要的反抗封建家族制度的代表，在其开朗活泼、敢说敢骂的性格上，表现了新的时代里的女性特征。

《火》（1938）和《冯文淑》（1941）中的许多材料和冯文淑的经历都来自“一个朋友”（即作者后来的妻子萧珊），与《死去的太阳》一样，虽然也直接表现了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但由于只是想写“一本宣传的书”（巴金：《〈火〉第二部后记》，《火》（第二部），开明书店，1941年），使作品缺乏严密的构思和深刻的思想，导致了失败。而在《田惠世》（1943）中，通过田惠世建立在具有基督精神基础上的家庭，表现了作者对美满和睦家庭的理想，同时，也通过这个家庭的悲惨遭遇，表现了作者对社会时局的控诉。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部作品与作者的“激情小说”都相去甚远，而更加接近“生活小说”的特点。《憩园》（1944）取材于作者的五叔，最初准备以《冬》为题，作为《秋》的续篇。因此，它虽然在书名和主人公的姓名上对原来的构思做了变动，但精神上仍然是“激流三部曲”的继续，表现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封建大家庭

在破败之后的景象。但在艺术风格方面，由于作品主人公杨梦痴几乎割断了与封建大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作者一贯喜爱的通过正面人物来表现心中激情的方法受到了限制，只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描写来揭示生活的真谛。类似的主题在稍早写成的散文《爱尔克的灯光》（1941）中曾有过很好的表达。《第四病室》（1945）的主要材料来自巴金在贵阳中央医院的住院生活。在这篇小说中，不仅不见一点巴金作品一贯具有的热情，甚至可以说不像小说，除了对医院中各种丑陋现象的冷静而客观的记录外，既没有主人公，也没有故事情节，更像一部大型的“特写”。 《寒夜》（1946）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小说创作的后期代表作，甚至有人断言，“这部作品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巴金创作的最高峰”（陈思和、李辉：《巴金论稿》）。《寒夜》主要通过汪文宣一家在抗战后期的悲惨生活和他们在抗战胜利后仍然无法改变的不幸命运，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汪文宣是一个正直善良、忠厚老实的小公务员，他毕业于大学的教育系，也曾有过青年人的热情，美好的理想，甚至也不乏反抗的精神。为了爱情，他曾经不顾母亲的反对，与同学曾树生从自由恋爱而同居。但是，他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不但在社会上只能忍辱偷生，而且在家庭里也无法调和妻子与母亲的矛盾。而曾树生原来也是一位具有新思想的温柔女性，她忠实于自己的丈夫，始终在竭力地维持着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小家庭，面对这个家庭的破败，她既无能为力又心有不甘，于是，便陷入了既不愿背叛家庭又不得不去做“花瓶”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在这部作品中，汪母是一个十分重要而成功的人物。作者通过她由原来的“才

女”落难为儿子家中的“二等老妈子”，表现了社会现实的残酷，又通过她对儿子“占有”式的母爱和对儿媳的排斥，表现了中国中下层小家庭中封建意识的残余。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汪母的存在始终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因素。由于她的勤劳的操持，曾使家庭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也由于她的顽固的观念，又使家庭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曾树生离家随上司远赴兰州，汪文宣最后的绝望消沉，都与汪母与儿媳坚持不懈的“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说，汪文宣让人同情，那么，作品中的两位女性则更多地令人深思。所以，他们的悲剧不仅仅是有着社会的原因，而且也有着历史的传统意识的原因。巴金的小说，一般不太重视人物形象的刻画，即使是在他最有影响的《家》里，人物的描写也不是占绝对突出的地位的。但是，在《憩园》和《寒夜》里，人物形象成为了作品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说，杨梦痴、汪文宣、曾树生，特别是汪母形象的塑造，使巴金小说终于摆脱了“激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将“生活小说”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寒夜》的结尾处，汪文宣在抗战胜利的爆竹声中“无声”地死去了，汪母带着孙子回老家去了，而曾树生却茫然不知所措。这个悲剧色彩十分浓厚的处理，常常令那些习惯于给人物以光明未来的主流批评家们很不痛快，以至于作者在写完后不久便不得不赶快解释：“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上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提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量呼叫?黎明?了”（巴金：《〈寒夜〉后记》，《寒夜》，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甚至到了1980年，作者仍在申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综合文库巴金(3)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