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2)

“爱情三部曲”《雾》（1931）、《雨》（1932）、《电》（1933）是三部连续性的中篇。在这部作品里，作者虽然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故事，但精神上仍然是《灭亡》和《新生》的继续。“爱情三部曲”是作者根据自己在福建晋江的一些朋友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而晋江正是当时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的一个大本营。作者虽然自己题名为《爱情的三部曲》，“但这和普通的爱情小说并不相同，我所注意的乃是性格的描写。我并不是单纯地描写着爱情事件本身；我不过借用恋爱关系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爱情的三部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雾》主要通过周如水与张若兰的恋爱，来描写周如水优柔寡断的软弱性格。《雨》则主要通过吴仁民与玉雯和智君的三角关系，表现了他的矛盾性格。《电》的主人公虽然作者认为是集体，是所有的人物，但相对而言，主要刻画的是李佩珠的健全性格。不过，从三部作品的总体意图来看，作者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并不比对爱情的描写显得突出，因此，作者的另一种说法是，表现了这些青年人对于“信仰”的追求：“在《雾》里似乎刚刚下了种子，在《雨》里面?信仰?才发了芽，然后电光一闪，?信仰?就开花了。到了《电》我们才看见信仰怎样支配着一切，拯救着一切”（巴金：《〈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给刘西渭先生》，1935年12月1日天津《大公报》）。然而，作者所说的“信仰”，在作品中是空洞的，在作者的思想中也是抽象的。实际上，作者最看重的和作品中最能打动读者的，仍是青年人所表现出来的“激情”。周如水由于缺乏热情，作者在《雨》中便轻率地将他作了自杀的处理，毫不惋惜。而吴仁民由于充满热情，作者不仅将他作

为贯穿三部曲的惟一的主要人物，还将他从爱情的一团乱麻中解救出来，与“性格健全”的李佩珠结为夫妇，并真如闪电般地成为了革命者。这些青年似乎也同作者一样，并不在乎“信仰”什么，只是凭借着一股狂热，搞工运、学运和妇运，没有政治纲领，没有组织纪律，更没有权威的领袖，正如安那其主义所主张的一样，大家出于自愿和热情，集合在一起，宣传鼓动，教育启蒙，并甘愿为此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作者满腔的激情通过对青年人的信仰描写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特别钟爱这个三部曲的重要原因。巴金在《爱情的三部曲·总序》中曾说：“这三本小书，我可以说是为自己写的，写给自己读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在今天我读着《雨》和《电》，我的心还会颤动。它们使我哭，也使我笑。它们给过我勇气，也给过我慰藉。我这里不提到《雾》，因为《雾》的初印本我并不喜欢，里面有一些篇页，我自己看到总觉得有些肉麻，不敢重读。……《电》是应该特别提出来的。这里面有几段，我永不能够忘记。我每次读到它们，总要流出感动的眼泪来。”

三

《家》连载于1931年4月18日至1932年5月22日的上海《时报》，发表时题为《激流》。1933年5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时改为《家》。《家》是巴金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巴金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饱含着作者在生活中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并且，“这一切造成了一股激流，有着排山倒海之势，向着那唯一的海流去”（巴金：《激流总序》，《家》，开明书店，1933年），犹如一首悲壮激昂的反

抗之歌，带着被封建制度残害的无数青年的血和泪，震撼着更多的正在被残害着的青年的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家》也具有“激情小说”的特点，但是，《家》更重要的意义已经不完全是“激情”的抒发，而是对“生活”的深刻描写，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所以，它比《灭亡》等作品显得更为坚实，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可以说，《家》是一部带有“家庭文学”特征的“生活小说”。

《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它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虽然都发生在一个家庭之中，然而，作者通过家庭矛盾的揭示，却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矛盾是社会矛盾的反映。封建家庭集中体现着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如果一个典型的封建家庭在内部的矛盾斗争中已经表现出必然崩溃的趋势，那么整个封建制度的灭亡也就在劫难逃了。《家》作为《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虽然没有完整地反映高氏家族没落的全过程，却通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高家三代人（即高老太爷一辈、克字辈、觉字辈），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对这个家族必然没落的原因，进行了客观而生动、准确而形象的描写。

高家作为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在辛亥革命后由于政治上的失势，开始走向了衰落。高老太爷是苦学出身，得到功名后，做了多年的官僚，广置田产，大建房屋，造就了一份大家业。在克字辈的几兄弟中，除老二早夭，老五克定尚年轻外，其他三位都曾做过清末的官僚。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动摇封建土地制度，高家仍是大地主，但克文早早地病死，克

安丢了官，克明留学日本后又改行做了律师，在政治上遭到了重大打击。以至于长房长孙觉新要外出做事时，也不得不仰仗高老太爷的面子，介绍到自己做股东的西蜀实业公司做“师爷”（即办事员）；更有甚者，当军阀与省城督军开战时，高家一片惊恐，一个马弁就可以带着土娼出身的连长太太，耀武扬威地指明要住高家的外花厅，克明虽然在“卫道”和“护法”思想的鼓舞下，赶走了那个女人，却想不出对付一连大兵的办法，最后还是靠觉新的同学弄来一张军长的告示，才解了燃眉之急，但高家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此外，天灾战祸，佃户逃亡，再加上他们自己在城里的挥霍，更加速了经济的破产。作品虽然没有正面描写五四运动，但通过家庭内部叛逆者的产生，充分表现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 高老太爷是高家的封建家长，是高家的专制君主和独裁者。他的态度不但决定了觉新的命运，而且凭着他兴之所至的一句吩咐，就把只有17岁的丫头鸣凤送给年已花甲的冯老太爷做小老婆，鸣凤被迫投湖自尽后，竟然又让另一个更小的丫头做了替身。他在年轻时与妓女鬼混，老来又找了一个姨太太，还与儿子一起玩戏子，父子勾结侮辱一个小丫头。高老太爷是高家所有悲剧的总根源，《家》对封建制度的批判，首先是通过对高老太爷专横和腐败的思想性格特征的描写来实现的。在高家“克”字辈的第二代人中，老三克明虽然看到了家族正在没落的趋势，也已经向资产阶级转化，不再买田地而投资股票，但是他在高老太爷的压抑下，无所作为。而克安和克定，则龟缩在家庭的笼子里，成了坐吃山空的败家子，既没有看到家族的未来，更没有振兴的愿望，只是花样翻新地发展了高老太爷的荒淫和无耻。而在高家“觉”字辈的第三代人中，

觉群和觉世是继承封建传统的代表，他们从小就醉生梦死，除了调戏丫头，享乐腐化外，没有任何能耐。在他们身上，封建阶级一代不如一代的特征和趋势表现得最为明显。

然而，《家》描写的重点是“要写一些可爱的年青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最终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要他给我们带来一点新鲜的空气，在那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透不过气来了”（巴金：《关于〈家〉》，即《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家》，开明书店，1944年）。高家长房的三兄弟中，觉新走向了灭亡，而觉慧则是那个叛徒。 觉新是一个新旧掺半的人物。一方面，他是在“五四”前就已经成家的地主大少爷，较早地接受了封建正统观念，是一个恭顺的封建阶级的奴仆，因而被克明选为接替他挽救高家命运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他与表妹钱梅芬青梅竹马，心心相印，也提过亲，却仅仅由于双方母亲在牌桌上的纠纷，便随意地断送了他们的幸福，被父亲用“拈阄”的方法，娶来了李瑞珏。“五四”后，觉新对家庭的腐败和自己的屈辱都产生了不满，形成了矛盾的双重性格：在旧家庭中，他是一个暮气沉沉的少爷；与觉慧一起时，又是一个渴望新生活的新青年。作者说：“觉新不仅是书中人物，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我大哥，”是作者“一生中爱得最深的人”（巴金：《和读者谈谈〈家〉》，《收获》1957年第1期）。然而，他承受着太重的旧文化的因袭重担，在封建意识的压迫和自我矛盾的痛苦中，无力自拔，无力找回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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